前言

中國現代國族主義運動是充滿衝突與不確定的,正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指出,國族想像與國家政權的打造過程中,不乏各種抗衡性的、差異的社群想像,其中的一種抗衡衝突是地方政治共同體。19世紀末,隨著太平天國的冒起,以省籍文化認同及社會組織為基礎的政治動員此起彼伏[1];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甚至把此追溯至明末清初的「鄉里空間」,由善舉、地方公事,演化成晚清的鄉治[2]。辛亥革命前後,不少省份更自行立憲,實行自治,提出「聯省自治」及聯邦統一國家的構想與動員,與中央化的大一統政治運動分庭抗禮。「聯俄容共」使國民黨在二十年代進行政治及軍事重組,北伐成功,除了展開清除共產黨勢力的白色恐怖,同時,亦打擊以至消滅地方性的政治社群想像與動員,令現代中國政治進入中央化的國族政治年代。

從一個較宏觀歴史角度看,中國經過第二次大戰後,國族國家——國民黨創立的中華民國及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確立,其他的次國族想像與地方力量被收編或消滅,這段中央化國族國家的穩定期,一直至1970年代末及1980年初,才逐漸有少許動搖。

國民黨敗退台灣,二二八事件後,以白色恐怖及威權主義在台灣維持了中國國族主義近三十年,才開始受到嚴重挑戰。由1970年代末開始「鄉土文學論戰」,隨著後來黨外運動的出現,演變至政治與文化的本土論述,例如1980年代初的所謂「台灣意識論戰」,以及日後被主導政治力量收編的省籍意識、本土論述或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說法。台灣諸種本土論述的出現與衍生,發生在威權主義時代之後的新國族國家重新定位過程中,當中至少包括民主化與新國族打造兩個過程,前者催生了大規模政治參與,後者則在國族國家地位懸而未定的狀態下,誘發各種「台灣」的論述。不管是轉化中的國民黨,還是新興的民進黨,它們的各種派系,以至各種民間的力量,都在國族國家的框架中爭逐資源與合法性。

相對於台灣,香港沒有複製出一個新國族國家框架。正如不少香港學者所指出的,香港的自我意識,在持續跟國族主義、殖民主義進行商議之中發展出來。香港的誕生,便是英國在19世紀殖民主義擴張的結果,是英國帝國主義籌謀下的地緣設置,香港的重要性不在於土地的占領,而在於英國針對中國以至亞洲的地緣軍事、政治及經濟策略考量。然而,自從20世紀初,香港的地緣政治位置及意義並不單由英國所主宰,更是中國國族國家權力的角力場。不過,香港受著西方殖民主義及中國國族主義所塑造的局面,在二戰後又有一新轉變。戰後的二十年,香港是一個國共勢力對峙下的殖民城市,兩股力量塑造著她的社會組織及日常生活。她雖以殖民城市身分在冷戰中歸屬西方陣營,可是,正如羅永生指出的,香港的戰後發展與其說是冷戰結構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貫穿了冷戰經驗,她無法歸屬在任何一邊的陣營,亦沒有再造自身的國族國家框架,也無法併合在任何國族國家之中,而是在國族國家權力之間,錯綜複雜地發展出自己的政治社群意識[3]。

經過1956年國民黨組織發動的暴動,以及1967年中共在港的暴動(或「反英抗暴」)後,香港社會在1970年代初,漸漸脫離國共的政治對壘及其社會組織。隨著殖民政府進行的社會改革與移民政策,及較長時間的經濟繁榮期,再加上立足本地市場的文化與媒體成長,一個漸有自我意識的群體慢慢形成[4]。1970-1980年代之交,開始出現以中產階級群體為主的政治、社會運動,他們與晚期殖民政權、國族國家及想像的碰撞,往往被「回歸」及「過渡」等等含混的說法所掩蓋。雖然在香港政治前途的談判中,本地的政治與社會力量無法正式參與,但英國殖民政權與北京國族政權卻基於各自的考量,容讓出一個似是而非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空間,甚至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也對一個沒有清晰界定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及「生活方式」予以確認。一下子,香港由1970年代開始不自覺演化出來的「自成一體」社會與文化,既獲得了官方確認,也維持了跟國族國家保持張力的政治自主性。

從歷史角度看,進入1970-80年代,香港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作出了重新調整,而香港的身分認同亦在這個新格局中發展。對北京政府這個中央化國族政權來看,香港自主性的價值在於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個由殖民政權在其晚期跌跌碰碰地打造出來的制度。其實,所謂「五十年不變」的制度或生活方式,並非自在永有,不是由開埠至今一直存在,甚至不能追溯至戰後初期。該一論述所指的,不過是1970-80年代初在殖民政府治下的資本主義城市。然而,這套說法卻建立在對香港「物化」的隱喻說法上,它既是北京政府經濟改革論述產物之一,同時,它亦孕育自戰後資本主義的新地緣論述與想像,視東亞各國,包括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為戰後資本主義經濟或現代化的新模式,甚至是經濟奇蹟之地。例如,後四者便曾被稱之為「東亞四小龍」。

故此,香港的自主性一方面包含在國族國家的籌謀權宜之內,另一方面與戰後資本主義地緣論述的合謀;她讓資本主義想像能在新的歷史及政治脈絡下複製及蔓延,尤其是1980年代初的中國。例如,鄧小平便曾說:「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1997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5] 香港是一個可以像產品一樣製造及複製出來的「地方」(locality),一個由新中國國族國家及英國殖民政權共同想像、建構、管治之「物」。1980年代處處學習香港的深圳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因此,自1980年代以來,香港的本土想像與論述發展,便無法完全擺脫、也無法不回應這種「物化」的地緣想像,無法自外於國族國家及晚期殖民政權對香港的資本主義式投射;它只能接受與強化,或批判與轉化。本文打算把近年出現的本土論述與運動,放在這樣的脈絡裡,檢視一下它的進步意義與局限,究竟有多大程度能走出既有的地緣政治框架。

維持現狀還是改變現狀?

正如呂大樂所言,「維持現狀」是香港人自1984年以來的心態[6],成為香港身分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現狀」,多少契合了上文所說的「物化」想像。呂大樂的說法有其道理,可是卻跳過了太多過渡期的政治及文化的轉變,尤其是各種政治及社會力量環繞著這個「現狀」所追求的轉變。香港主流社會在1980年代,的確渴望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它既有物質與制度基礎,亦有極高的自我想像成分。不過,誠如陳景輝所指出,香港經歴了1984年的政治前途問題,以及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之後,在「民主抗共」的政治想像與共識中,極力嘗試在重重框架下爭取香港人的政治主體,在形式民主制度改革上,香港絕對不是「維持現狀」[7]。不過,另一論者安徒則對這段過渡期的政治動態所形成的「現狀」有一番更複雜的分析,他指出了本土自我想像的貧乏與局限。主流民主派運動在1990年代開始籌組政黨,可是仍受限以至於參與了建構殖民地晚期所「恩賜」的虛擬自由主義;一直至今,香港的形式民主制度仍然沒有起碼的落實,議會只有一半左右的直選議席,行政長官更是北京政府操控的間接選舉產物,但議員政客早已急於對議會規則、選舉遊戲必恭必敬,政治學者把香港政情比附於已發展的西方民主制度,公民社會組織則把自己想像成是多元而互相競爭的「利益團體」,因而假戲真做的實踐出最後一任殖民港督彭定康口中的「自由社會」[8]。

如果說香港在政治上本土想像貧乏,依附在晚期殖民撤退大計與論述中,那麼,文化與經濟方面的自我認同,更顯得缺乏反省,更深陷於「物化」想像。「大香港」身分剛在1970年代末冒現不久,處處建構與中國(大陸)的歧視性差別來想像自我,中英雙方更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確認香港這種有別於中國內地,而中國大陸又需要學習的「生活方式」與「制度」。可是,香港社會,尤其是普及文化產業,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便即要面對回歸與過渡。一方面受制於北京及親北京政府陣營的「人心回歸」,開始「中國化」[9];另一方面,充斥著大量懷舊情緒,對一個浪漫卻即將逝去(或甚至早已逝去)的「香港」充滿了鄉愁。文化評論人的對應則是急於在回歸路上為香港身分「正名」,大談香港的「混雜」與「夾縫」,營造一種新地緣政治想像去建構「香港」,與中國及英國區別開來[10]。可是,文化評論圈對地緣身分採取認同,多於清理文化身分中的殖民性與國族性,更不是對政治經濟脈絡的重新反思,例如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其在國際分工的位置,以至於香港在中國大陸併入資本主義世界過程的角色,這些評論人並無起碼的敏感度。把這種自我書寫放在更大的脈絡下,包括東亞資本主義及中國改革開放的處境,更曾被人批評為「北進想像」,以香港這個資本主義之身,往中國大陸北進出征[11]。因此,香港的「物化」想像受到進一步強化,披上更厚的文化外衣。

因此,不難想像,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的金融、地產及經濟危機,對文化身分帶來的衝擊如何巨大。回歸前一直想像的1997年後的政治威脅、危機、災難,並無即時戲劇性地發生,但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甚至是她在全球資本主義及中國資本主義化中的角色,卻率先發生了根本的危機與變化。1980-90年代香港資本主義的「安定繁榮」,一下子變得脆弱不堪,那套維持不變的「生活方式」越來越變得不怎麼值得驕傲,甚至回歸後一切光環變成禍源,例如房地產及金融市場的繁榮景像,曾是1980-90年代的文化身分的物質基礎,在1997年後突然被視為「泡沫」;就算是曾令人引以為豪的公務員官僚體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在董建華治下發生連串錯誤或政商勾結,它的神話雖未立即破滅,但也日漸褪色。

本土論述:自我批判

由政治與社會運動推動的自主政治共同體,要走到這一波危機的盡頭才以戲劇性的方式展現新面貌。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引發香港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危機,特區政府手足無措,令原來已陷入經濟危機中的香港再次跌入谷底,造就了香港面臨危難時的共同體感覺。事有湊巧,碰上特區政府在北京政府壓力下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即所謂維護國家安全法,引發了50萬人上街,對特區政府的威信造成嚴重影響。一時間,原本寸步難行的民主運動,好像又讓人看到了生機,幾個新的泛民主派政黨及政治組織紛紛成立,民眾的政治訴求增大。

不過,政治意識的轉變,不只在於本土政制改革訴求的增強,或社會動員的增大,以至於政治及社會參與的投入,而在於這股動力的特性,以及對政治以外的文化及經濟的反思。與中國現代歷史上的地方自治相比,它有更強的公民社會特性,離開了晚清至民國年間鄉治中的民間官紳的共治,發靭與發展於民間。然而,它又有別於晚期殖民時期的資本主義「物化」的自我想像與管治,採取一種自我批判的姿態。在過去五、六年間,我們看到本土論述由文化開始,例如由2004年左右開始,灣仔利東街(喜帖街)重建問題引發了許多學者、媒體工作者、藝術家、社運人士等等關注,他們由社區網絡及地方文化切入,直指政府推動的地產發展模式。2006-2007年的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運動,產生了一個名為「本土行動」的組合,進一步把「本土文化」提上社會運動議程。若仔細考察這些運動彰顯的本土身分,可以發現它跟1980-90年代的「身分熱」有根本上的轉變。

跟過去的本土意識中的「大香港」心態不同,所謂「本土」不(網絡版缺字,餘下內容

葉蔭聰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19期《香港:解殖與回歸》。2011年9月1日

[1] Prasenjit Duara.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ter 6.
[2] 溝口雄三,〈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2010),頁120-124。
[3]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72。
[4] 呂大樂,〈自我一體的香港社會〉,《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修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1997))。
[5] 鄧小平,〈要吸收國際的經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88)),頁266-267。
[6] 呂大樂,2007,〈有落,後數!香港十年,一個社會學家的筆記〉,《明報》,7月22日。
[7] 陳景輝,2010,〈這是一場關乎時間的戰爭〉,《明報》,5月16日。
[8] 安徒,2010,〈「港式自由」崩潰之後是什麼?〉,《明報》,4月11日。
[9] Eric Ma. 1999. “Mediating Hong Kong Identity (I): De-sinicization.” In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pp. 19-44.
[10] 梁秉鈞編,1995,「香港文化專輯」,《今天》,第28期:頁71-257;Rey Chow. 1993.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1] 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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