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身在剛剛又發生了汽車炸彈襲擊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在咖啡店寫稿,店員好奇問自個兒前來中東烽火大地的年輕女孩來自何處,我答香港。他一副很了解的樣子:「I see, China!I love China.」

本能地想要跟店員解釋,香港與中國,到底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個體。然而在民族構成複雜而宗教派系衝突無日無之的中東,中國與香港不從血緣界線相隔的分野,是如此難以一言蔽之。而中國與香港在政治、文化與民族上的親緣性甚至同質性,在他者眼中又似是那麼不證自明。

我們在後殖民時代,在本土意識與論述崛起的當下,依然逃不過民族國家的應然性此一框架,以致「本土派」的旗號被爭來奪去,而在文化界小圈子以外的大眾,對於「我是誰」此一命題,依然是如墮五里霧之中。

由於殖民地經驗跟許多在歐洲列強帝國版圖內的許多地區不一樣,我們的「被殖民者」(subject)身份在殖民時代後期不算明顯,至少西方國家在許多前殖民地的資源掠奪行為沒有在香港發生。而殖民主義縱然令我們在脫殖後的身份模糊化,既沒法與前宗主國產生任何連繫,與中國大陸更是無可避免地疏離,然而殖民主義到底沒有帶給我們一個民族的流離(diaspora),也因為如此,我們似乎也沒有在流散之中培植起一種新的文化身份。

這種身份的模糊性,即如我最喜歡的印度裔作家奈波爾(V.S. Naipaul)那樣,祖父在日不落帝國「帝國內移民」的時代移民至千里達,二戰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在初生的狀態被推上世界舞台中心,而這些帝國移民如奈波爾,在非洲派系衝突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印度又被視為外人。一生的地域錯置催生了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朽的作品,如描述非洲蒼茫大地之混沌的《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寫於1979年的《大河灣》講述某非洲國家(小說從未言明是那一個國家,但評論家一般認為書的背景是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剛果,其時稱為薩伊共和國)在經歷殖民時代的瘋狂資源掠奪後,這個不知何以自立的國家陷入族群混戰與盲目的發展之中,嘗試模仿世界從而融入世界,卻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大抵尋根是人的本性,除了文學,個人的流離也造就了對於民族主義的理性思考。現代政治學經典《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的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愛爾蘭人,在中國昆明出生(其愛爾蘭藉父親為中國海軍工作),其後成為東亞研究學者,因為在六十年代中期發表了著名的「康乃爾文件」,指出印尼翁東將軍的流產政變與共產黨無關,令蘇哈托對於左派的迫害完全失去正當性,被該國拒絕入境近三十年。人生中的數度流離,加上其篤信國際主義的左派胞弟(歷史學家,《New Left Review》主編Perry Anderson)的影響,催生了這本對於近代民族主義追本溯源的著作。

對於民族主義的研究一般分成兩派──原初派與現代派,而安德森無可避免地被歸入後者,認為民族主義不過是標誌着現代性(modernity)的,被建構的一種群體想像,在神聖語言如拉丁文和古阿拉伯文沒落以後,取代了過往由宗教建立的一體觀。加上統治者為鞏固權力,以馬基雅維利式的思維壟斷界定共同體的話語權,民族主義由此興起。

安德森認為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權)、印刷科技(令方言得以在紙上廣泛流傳)與人類語言宿命在歷史中擦出的無聲火花,令「民族」這種新型的想像成為可能,塑造了近二、三百年的世界。例如現代國家之重要概念是在領土內「主權高於一切」,此一稱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overeignty)的概念實際源自民族界限的封閉性,資本主義帶來的「擁有」(possession)的觀念。

正因為從來未曾得到過界定政治身份的話語權(先落在英國殖民者手中,然後「民族母體」中國大陸接棒,更堅定地一把將香港納入「中國人」大傘下),在主權移交以後,香港人是如此奮力的,在歷史與民族的夾縫裏重新建立本土身份。

我們在這個過程不免陷入迷惘與混沌,因為重建涉及一個龐大的解體過程──正如陳冠中在《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裏,先破除我們在小學社會科裏開始建築的想像:「香港這個小漁村,本來是一個鳥不生蛋的化外之境,在鴉片戰爭後才「開埠」(這個字眼亦頗有打開土著封閉思想的意味)成為大英帝國殖民地,自此植入了市場經濟體系與英式善治,成為國際大都會……」

陳冠中在書中指出,其實香港在英國人來到前已經建立了漁業以外的其他經濟作業,而早於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時期,香港人就已經開始提出民主訴求,而不是在七、八十年代的「火紅年代」才開始有本土式的社會運動。解體的過程已如此繁複,我們如何能寄望在短短十五年間,就踰越得了這道社群想像的鴻溝,成熟堅定,不需要依靠排外,輕貶其他族群的語言和文化來建立自己的民族身份?香港人恐懼中國大陸在這城「殖民」,對於新移民時有「經濟包袱」的批評,其實正正源自對於自我身份的不確定。然而觀照歷史,我寧願相這數年興起的民粹主義,不過是香港經歷重建的陣痛。

如果要身在異鄉的我來說──香港人的本土主義,香港人所想像的共同體,包括了近年沸沸揚揚的社會運動中在自己身旁高呼還我普選的,數十萬個此生不可能全部認識的人,或是六四燭光晚會裏,維園足球場內外人頭湧湧的群眾。每年的指定動作如Facebook蠟燭打卡照,竟如河流將頑石打擊成千仞峭壁般,模塑了「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想像。

這些運動銘刻了我們在英殖時代遙望深圳河對岸,在血濃於水與河水不犯井水之間,在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與國家民族的連繫之間無從解釋的,獨立而自有而有的,經過數十年間構築起來的香港本土政治身份。

十五年了,物換星移,唯有集體記憶與歷史無法被竊走;正如正在讀這些文字的讀者,即使我沒有指名道姓,也知道我所書寫的「我們」,也包括你。

2014/03/15 發表於 • 國際 • 政治

刊於2013年9月號(第72期)讀書好,2014年3月重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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