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當下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了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的文章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感到失望,對催淚彈的處理感到難受,但亦不認同一些朋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警察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應果;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卻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儘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儘量不清場,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而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著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我的主觀情感流露。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4年10月13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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