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張彧暋:小熊英二為歷史社會學者,最近也研究日本當代史與社會運動(《社會變法》講談社2012年、《停止核電的人們》文藝春秋2013年),能請老師為香港讀者介紹一下日本最近反核運動的情况嗎?

小熊英二:日本持續近3年的反核運動,每逢星期五日本國會外圍都有反核民眾遊行集會,每次兩小時,到目前為止已經算很努力。最初運動只有300人,3個月內激增至20萬人,2012年夏天是運動全盛期,到現在每星期五都有大約2000人帶同反核標語參與。除了反核,他們也要求更民主化的制度,不止是國會的間接民主與代議政制,而是有更多人民能參與的直接民主制度。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多點聆聽人民的聲音。

張:1960年代正值日本政治的季節,有很多社會運動與學運出現。老師撰寫了兩大本合近2000頁的巨著(《1968》全2卷 新曜社2009年)描述了當年學運的狀况及失敗的原因,乃不同組織者之間的內耗。

小熊:雖然1968年學運總體來說是失敗的,但至少令當時的政府有所顧忌,令當時經濟高度成長後的日本政府施政方向改變。學運心目中的政治目標雖然沒有達成,也沒有動搖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地位,沒有引發政黨更替,但1970年代起自民黨開始重視環保、福利政策。他們從來沒有承認敗給1960年代學運,但他們深深受到學運影響。

現在自民黨很想維持核電政策,民眾包圍3年看來沒有效果。不過,實際上3年來政府也沒能夠重啟核電,從這個角度看來,運動其實是成功的。所有被稱為「政府」的組織,官方都不會承認失敗,但從實際效果,至少日本政府在人民面前屈服。

社會運動與新舊媒體

張:香港讀者會比較有興趣,日本社會運動裏,新舊媒體裏扮演的角色如何?

小熊:雖然日本新媒體很關心政治與社會運動,但影響範圍比較窄。例如說,社交網絡動員的公開集會,人數最多也只有2000。但一經大眾媒體報道後,就可以一下躍升至20萬。因此,單看那2000人可能會覺得影響力微薄,但由那2000人領導的運動,經大眾媒體報道後影響力就會突然倍大。在這方面日本可能跟香港有點分別,相對香港這都市,日本是一個廣闊的國家,要動員來自不同地方到同一地點集會其實很困難,跟香港很不同。

社交媒體的影響力當然比較大,關鍵在於什麼人使用,以及怎樣使用。日本社交媒體的特徵,就是用家困在同一群體內交流,例如學生只跟學生聯繫、有錢人只跟有錢人聯繫,因此社交媒體對整場運動的擴散沒有很大幫助。社交媒體聯繫可以很深刻,但影響很狹窄,無法擴散至全民投入的程度。

社會運動最大的問題不是人數,而是無法容納不同人參與,討論無法深化下去。這就是日本的教訓。當跳到大眾媒體層面,就會令人發現,有不同意見的人存在。而經驗證明,社會運動的特色,就是單靠社交網絡聚集了單一意見的人,會讓參加者以為自己的行動有無可質疑的正義,這樣的話運動就很難持續下去。

我發現日本社會運動中,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除了社會運動家或知名人士會跟朋友開一個聯合帳號外,也會用Twitter開幾個分身帳號發布消息,接觸不同圈子的人。用Twitter這種能夠接觸不同圈子陌生人的社交媒體時,假如發現有些人對你關心的話題很有興趣,那時就可以交換電郵深化討論自己的主張。只接觸同聲同氣的人,視野只會愈來愈狹窄。社會運動歸根究柢是要跟不同圈子、不同意見的人搭起溝通橋樑,不要因為意見不同而拒絕交往。要不然,社會運動擴散愈來愈困難。

跟不同人交流有兩個好處,第一是令更多不認識自己的人了解自己的主張,第二就是可以改變自己,讓自己不會固守於一種想法,而這就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地方。

日本2010年社會運動者與首相的公開會面

張:香港讀者關心的議題,是如何維持民眾對議題長期的關注與熱情?

小熊:要改變政治家及官僚的想法,無論在任何國家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日本首相、官僚們跟社會運動家會面在日本來說,象徵意義遠多於實際效用。領導社會運動的人,對政治家、官僚們的想法其實不太理解,要為對方能夠屈從自己的要求而改變很困難。

2010年,我曾經協助反核社會運動家跟日本首相直接見面,當時的社會運動家的想法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將會面情况透過YouTube公開。他們最關心的是,由於他們缺乏固定組織支持,會面後可能出現密室談判、出賣的指摘。而面對20萬名示威群眾,政治家組成的政府最大的妥協,就是在市民面前公開和談。正正因為是公開和談,很難將交換條件袒露出來,基本上不會有任何妥協的空間。不過這次象徵性會面,讓公眾透過大眾媒體了解這次運動,成為整場運動最重要的一環。

我認為公開會面的成功之處有兩點。第一,運動拖長,所有參加者身心俱疲,但在毫無成果便匆匆退場,會對參加者造成心理打擊,獲得一定的成果是很重要的。第二,官僚很重視前例,假如有了一次先例可循,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可能。

無論透過選舉成為的政治家,或是政府體系內的官僚,內部也有人會支持社會運動的理念,這是很重要的。人數雖少,但他們一旦看到可以從社會運動獲得支持,就有理由從內部改變制度。要官僚、政治家突然放棄過往的政策很困難,但社會運動可以讓他們有藉口去提議改變,實際上令他們施政的空間擴闊。

日本反核社會運動家與政府代表,在公開場合會面,表面來說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效果,但象徵意義是可以為政治家及官僚有更大的空間提出改變。20萬人包圍國會的成果,不是即時直接改變政策,而是這種間接效果及象徵意義。不過政治家及官僚都是很善忘的,這刻很害怕,下一刻可能忘記,所以最重要的是要間中號召群眾出來,嚇唬他們、提醒他們,這就是運動延續發展下去的方法。

關於怎樣將運動延續下去,這一點在日本也是很困難的。當然有核心人物一直投入運動,但大部分參加者會覺得無趣時便會放棄。運動搞了半年、一年、兩年,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如何將運動延續下去,我認為有兩個重點:第一點,用日本反核運動經驗,就是間中舉行一次大型集會,歡迎新參加者投入運動,同時千萬不要責怪個別舊參加者長時間缺席運動;第二點,隨着運動持續下去,議題增加其實不是壞事,反而引起關心其他議題的群眾關注,聚集更多不同的人,而日本的反核運動也引起了譬如公民權的議題。日本20萬人的反核運動,持續下去議題也只有反核的話,群眾的注意力會開始分散,參加者在討論中引入教育的議題、市場經濟的議題,令運動可以延續下去。

(整理與筆錄:張穎恒)

小熊英二為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張彧暋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原文刊載於香港《明報》,2014年11月1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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