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撒母耳•亨廷頓接觸過的人總愛用“靦腆”、“學究氣”、“不善言辭”這類語言形容他,而讀過他書的人卻會發現另一個亨廷頓,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總想挑起爭論。

撒母耳•亨廷頓1927年出生於紐約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旅館業雜誌的出版商,母親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他的外祖父是當時美國頗有名氣的“掏糞刊物”(專門揭發政界、商界醜聞內幕的雜誌)《麥克盧爾》的合作編輯。亨廷頓很早便顯示出了自己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才華。他十六歲考入耶魯大學,兩年半之後因為“成績特優”而提前畢業。隨後他在美國陸軍服了一段時間兵役,接著又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50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亨廷頓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畢業之後留校任教。

1957年,剛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頓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士兵與國家》。在這本書的第一篇書評當中,批評家就指責這本書有軍事主義色彩,讓人聯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從、戰鬥!”的口號。上世紀六十年代,哈佛大學一些激進的學生在得知亨廷頓曾經在詹森政府內任職的消息後,佔領並焚燒了他辦公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門口塗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爭罪犯居住于此。”

至於亨廷頓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在全世界激起的反響就不必多言了。單是在中國,批評“文明衝突論”的文章就洋洋大觀。然而,“9•11”事件卻使人們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頓那裡,儘管人們無法甘心接受他的觀點和結論,但是在心底裡還是忍不住會暗自佩服這個老頭子目光的敏銳和思想的鮮活。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代表了亨廷頓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問世便飽受爭議,與各種獎項無緣,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才會被廣泛但又是勉強地接受。

儘管在亨廷頓的同學之中有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這樣的政界名流,他的學生之中也不乏福山、紮卡裡亞(《新聞週刊》編輯)這樣的當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卻不願在媒體上抛頭露面。人們很難在電視訪談節目中看到亨廷頓的身影。他不是那種“媒體學者”,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曾經出任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誌的創辦人之一的亨廷頓是學術界的圈內人。但是他在寫作的時候卻寧可把自己當成一個局外人,故意以一種刺激那些最終會評判自己著作的專家們的方式討論問題。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麼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

他大部分的學術靈感來源於課堂上。而且與許多教授不同,亨廷頓更為看重為本科生上課。在他看來,研究生的腦子裡已經塞進了太多的術語和條條框框,不大敢於挑戰教授的觀點,而本科生則少有這些束縛。在課堂上,亨廷頓不會沒完沒了地講課,他總是要留出許多時間來進行討論,認真傾聽學生們的發言。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頓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的心是屬於自由主義的,而他的頭腦則屬於保守主義。這位被人稱為“美國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實又是民主黨的終身黨員。亨廷頓在1957年發表的文章《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解釋了何為自由主義、何為保守主義。他寫道,自由主義是一種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法治的意識形態,而古典保守主義則並沒有一種明確的主張,它是一種維護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義在於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美國的政治智慧不是從我們的觀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這一思想在他的處女作《士兵與國家》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士兵與國家》一書的靈感來自於當時美國社會發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亞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敏銳地感覺到這件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在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社會裡,國家究竟應該與代表著保守主義的軍隊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個人主義。它強調個人的理性和尊嚴。而軍人,出於其職業的考慮,總是假定人們相互關係的非理性和暴力衝突的永久性。自由主義者強調自由表達,因為他們視安全為天經地義;軍人強調服從,因為他們認為安全隨時可能受到威脅。然而自1812年英美戰爭結束到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很少擔心過外敵的威脅。國家安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這並非因為美國採取了什麼明智的政策,而只不過是由於美國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罷了。正是因為缺乏對這個國家自由制度的威脅,所以也就沒有保護這些制度的動力與要求,真正的保守主義在美國很難紮下根來。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根據情況的需要穿上又脫下軍裝,他們並不特別重視軍隊與平民的分別,美國的憲法也沒有特意強調平民對政府的控制。誠然,美國建國初期曾經出現過漢密爾頓、亞當斯這樣的保守主義者,但那只是因為當時美國面臨英、法、西殖民地的包圍,一旦外患消失,保守主義就逐漸銷聲匿跡。儘管在二十世紀初老羅斯福總統當政期間現實主義以及對外干涉有所抬頭,但是隨著一戰後威爾遜總統外交政策的失敗,美國又迅速退回到自由主義孤立的立場上去了。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軍隊一直規模很小,在美國政治中一直沒有扮演過太重要的角色。

從軍事上看,一個民主國家可能比一個獨裁國家作戰更為出色,因為它的中層軍官們敢於做出大膽的決定,但是在面對一個技術精良的非自由主義對手的時候,一支真正自由主義的軍隊往往缺乏捍衛自由社會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頓認為,只有保守主義才能給職業軍隊帶來活力。事實上,保守主義正是從古代統治社會的軍事精英階層中生長出來的。與流行的觀點不同,亨廷頓認為,軍事保守主義並不必然是反動的。十九世紀歐洲軍隊的職業化進程使得各個階層背景的人都能夠晉升軍銜,從而撼動了當時社會的貴族等級制的基礎。然而在美國情況又有很大不同,當時的美國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而且沒有什麼外來威脅,因此軍隊反而變得相對孤立並逐漸培養起一種貴族精英氣質。而自由社會越是指責軍隊,軍隊就會變得愈加保守。

保守主義承認權力在國際事務中的首要地位。它接受既有的制度。它的目標是有限的。美國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卻對這種國際事務中的權力政治深惡痛絕,因此美國在立國後的一個多世紀裡,對舊大陸列強的爭鬥超然事外,儼然一個世界事務的孤島。亨廷頓相信,造成美國難以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原因正是它的那些偉大之處。“美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民族主義,它不是通過宣稱美國人民比其他人民更偉大來證明自己,而是通過宣稱美國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偉大來證明自己。”這也造就成了美國自由主義對外政策的一種內在矛盾,在涉及保衛美國核心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對外政策會受到和平主義的有力制約,而在涉及保衛人權的情況下又會出現一種貿然使用武力的傾向。自由主義者一方面堅持削減軍費,一方面又不時要求採取冒險性的對外政策。在這裡,亨廷頓看到了他所珍視的美國自由主義有僭越甚至走向其反面的可能:一方面,自由主義的氾濫有可能消解軍隊的保守主義傳統;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持續膨脹的要求也可能使軍方借機坐大,最終導致自由社會的傾覆。但是,儘管美國自由社會與軍方之間存在著這樣的微妙關係,二者仍有可能保持平衡。保護一個自由社會的辦法在於界定軍方的職責範圍。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把軍隊以及軍方提出的建議嚴格地控制在其職業範圍之內。因此,軍人只有在國家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應建議使用武力。如果他要為其他原因而戰,包括人道主義原因,那麼命令必須要來自文官領導。當時杜魯門就為美國帶來了這樣一種新的秩序:在國內行自由主義,在外交事務中行保守主義。而達成這個新秩序的關鍵平衡因素是企業界,因為從歷史上看,大多數美國企業家認為國際貿易與多邊條約比權力政治更為重要。在這裡,亨廷頓明顯受到了經濟學大師熊彼特的影響,後者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是一種商業和平主義的觀點。

《士兵與國家》這本書並沒有得到當時學術界的認同,迎接它的是一片批評與責難之聲。甚至亨廷頓所在的哈佛大學政府學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許多同事也對這本書多有微詞。1958年,哈佛大學停止續聘亨廷頓,他不得不和自己的好友布熱津斯基(哈佛大學也沒有續聘他)一道轉投哥倫比亞大學。直到四年以後,哈佛大學才意識到亨廷頓與布熱津斯基都是政治科學界的明日之星,於是邀請這兩人重回哈佛。布熱津斯基選擇留在哥倫比亞大學,而亨廷頓則返回哈佛,成為那裡的終身教授。

越南戰爭打破了亨廷頓平靜的校園生活,他於1967年受命擔任詹森政府國務院顧問,並撰寫了一篇長達百頁的關於越南戰爭的報告。這篇報告在解密之後,其主要內容發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在這篇報告中,亨廷頓一方面支持政府擊敗北越的總目標,另一方面又認為美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採取的手段是完全錯誤的。針對詹森政府關於南越政府控制下的人口已經由百分之四十上升到百分之六十的說法,亨廷頓指出,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大多數越南人究竟支持誰,這樣的問題只對美國這樣成熟的民主國家才有意義,越南的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權威結構,在這樣一個破碎的國家裡,誰能提供這樣一個起碼的結構,人民就會站在誰的一邊。在亨廷頓看來,美國的策略應該是利用越南人的宗教和家族權威結構來對抗越南共產黨,而不應當是在越南建立民主政體。亨廷頓的這一觀點在當時的美國自然是左右不討好,所以難怪他的辦公室會被人焚燒,他被人罵做“戰犯”了!

在亨廷頓對越南戰爭的看法背後,其實隱藏著他逐步形成的對當時整個世界政治大潮的一個總體看法。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因此政治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成了社會科學界的一個重大問題。亨廷頓在1968年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該書的一個中心觀點是,美國的歷史經驗並不適合用來理解目前發展中國家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遇到的挑戰。美國的經驗在於如何限制政府權威,而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問題在於如何建立起政府權威。“問題不在於舉行選舉,而在於建立組織。”在政治成熟的國家裡,人們忠於某些制度和組織,而不是個人或集團。然而,這些制度、組織的建立以及民主化都是思想啟蒙和城市化進程的產物,這一進程本身又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在歷史上,法國大革命和墨西哥革命並非由貧困引起,而恰恰是由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又比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印度,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同期阿根廷的十分之一,但是印度的政治卻更加穩定。在亨廷頓看來,原因之一是由於印度的高文盲率造成的。正是龐大的文盲人口構成了印度民主的穩定力量。鄉村的文盲和半文盲僅僅參加投票而已,而那些新脫盲的城市無產階級卻要組織起來,挑戰現有的制度。印度民主的穩定一方面得益于廣大印度選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另一方面是因為印度同時也存在著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的人數相當可觀,足以治理一個現代國家。亨廷頓預言,隨著印度下層民眾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這個國家的政治局勢將越來越動盪。

困擾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的腐敗問題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亨廷頓研究的一個重點。他指出,十八世紀的英國和十九世紀的美國都曾產生過大規模的腐敗問題。然而,腐敗是新興集團融入現有體制的一種手段,在現代化的初期階段是有用的,不應徹底否定。無論如何,在否定舊體制上,腐敗總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那些賄賂員警的人要比那些搗毀警察局的人更加認同現有的司法體制。”腐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克服不負責任的官僚機構並最終帶來進步。與此同時,亨廷頓也承認現代化與腐敗容易引起民眾清教徒式的反應。後來伊朗革命的爆發印證了亨廷頓的這一判斷。

亨廷頓對於革命和改革的看法也頗有創意。他認為美國從沒有經歷過真正的革命,因此也就難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革命熱情。美國的獨立戰爭並非一場革命,甚至也不是本地人反抗外來征服者的鬥爭,而只不過是一場移民與母國的鬥爭。亨廷頓當然不喜歡革命,他認為革命殘酷無情。一旦革命爆發,持續的經濟匱乏就成了確保革命成功的基本因素。因此,要對付革命政權,用經濟封鎖的手段只能適得其反。“革命政權可能會被富裕搞垮,但它們不會因貧困而被推翻。”亨廷頓對改革的看法也不像大多數美國人那樣樂觀。“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劑而不是它的替代品。”“大革命總是隨著改革而來,而並非由停滯和壓迫引起的。”這是因為在不發達社會當中,改革的特徵並不是提高透明度和廣泛的公眾參與,而是迅速和突然,後者也正是戰爭的基本原則。改革的計畫一旦洩露,勢必激起那些利益會受到損害的人的強烈反對,因此改革者只能秘密操作,從一個議題跳向另一個議題,而成功的希望只能寄託在社會內部信息的隔絕上。

因此,亨廷頓反對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認為美國如果要在國際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的話,那麼首要的事情應該是讓自己站在道義的上風,從而削弱對手,而不應當承擔從內部改造不發達社會的義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卡特擔任總統期間,亨廷頓找到了把自己的思想轉化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機會。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頓的謀劃。此外,他還和布熱津斯基一起對美蘇關係作了總體性地評估,雖然當時蘇聯擴張的態勢咄咄逼人,但是他們在仔細對比了美蘇在武器生產、情報搜集、經濟、外交等領域的實力之後大膽預言,蘇聯的優勢是暫時的,西方必定贏得冷戰。他們強烈建議美國發展軍事力量,並且在波斯灣地區部署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在卡特政府的最後兩年以及整個雷根政府的八年期間,這些建議都變成了現實。

在卡特下臺之後,亨廷頓重新回到了校園,此時他的目光暫時從國外收回到國內,開始反思風起雲湧的六十年代。在《美國政治:不和諧的希望》一書中,亨廷頓問道,為什麼歷史上許多年代的人們都循規蹈矩,而某一代人卻會變得如此叛逆?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獨出心裁。亨廷頓認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經歷了一個“信念激情期”,而這在盎格魯薩克森文化當中並非什麼新鮮東西,每隔幾代人就要發作一回。十七世紀中期內戰時期的英國、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新教徒大覺醒時期的北美、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以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進步主義”時代的美國都曾見證了這種“信念激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雖然經歷了性解放和毒品氾濫,但是六十年代的抗議者從本質上說仍然是一些清教徒,他們對美國的制度不再能體現美國的理想而感到憤懣。對於美國的創建者們來說,美國不僅是一個國家,還是一項事業,在這項事業之中正義必將最終戰勝邪惡。亨廷頓把這種觀念稱為“美國信念”。這種信念構成了美國國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這種強調民主、平等、個人主義的“美國信念”,才是美國與舊大陸、與它先前的母國英國的根本不同之處。“美國信念”落到政治層面表現為對政府權力根深蒂固的懷疑和不信任。這又與歐洲政治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歐洲,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贊成“強大的國家”,而在美國,左派和右派都主張對政府權力限制。如果說老左派依靠的是工人階級和工會的話,那麼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則拋棄了意識形態而祭起了道德主義的大旗。這種信念激情用一種無法企及的標準去要求政府和社會,因此它遲早會消退,並被庸碌無為的保守主義取代。儘管如此,亨廷頓還是認為這種信念激情正是美國的偉大之處,通過用一種別的國家根本不可能有的高標準要求官員和制度,美國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得到一定的進化而不必進行革命。亨廷頓寫道:“批評者們說美國是一個謊言,因為它的現實與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懸殊。他們錯了,美國不是一個謊言,而是一個失望。但之所以是一個失望,正因為它同時也是一個希望。”美國下一個信念激情期的主題將會是什麼?“目前看來權力已經成為全球一體性的東西了,因此下一次信念激情的爆發也許會針對一體化的資本主義霸權。”看看今日美國國內聲勢浩大的反全球化運動,也許這個老頭子又說對了!

如果說亨廷頓從價值觀層面探索政治問題的努力始於《美國政治》,那麼《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則無疑是這一探索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成果。關於這本著作,評介的書籍、文章早已汗牛充棟,筆者不再贅述,不過有一個問題還是值得澄清的。批評家們往往指責亨廷頓犯了簡單化的錯誤,以文明來為國際政治劃線過於空疏,各國之間仍存在著分歧與鬥爭,比如,兩次世界大戰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僅僅十幾年以前,同屬伊斯蘭文明的伊朗和伊拉克還打得你死我活。還有人指出,未來的國際政治中基本的行為體仍將是國家而不會是文明。其實,亨廷頓早在他的處女作《士兵與國家》中就闡明了他對理論的看法:一個學者要提出有價值的觀點就必須進行某種概括,理論的作用不在於解釋一切事實,而在於它能夠比其他理論更好的解釋某些事實。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他又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話解釋道:“一種理論要想被接受為一個範式,必須看上去強于其競爭對手,但它不必要解釋,也從來沒有解釋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實。”亨廷頓本人也承認國家仍然是冷戰後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體,但他指出,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範式“在整個歷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無助於我們理解冷戰後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於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至於文明衝突的範式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及兩伊戰爭這類重大事件的指責其實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文明的衝突”這個範式並不是用來解釋古往今來一切國際問題的總體性理論。亨廷頓在書中說得明白,他提出的只是一種解釋冷戰後國際政治現象的新範式。

筆者無意為亨廷頓和他的“文明的衝突”範式作辯護,事實上,我倒真希望這一範式被現實證偽,被新范式超越。但無論如何,亨廷頓作為一名嚴肅的知識份子,他的思想是值得人們認真對待的。從亨廷頓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來看,他表現了一位學者的很多寶貴品質:從不盲目追逐學術的“熱點”,敢於去碰那些容易引起爭論和麻煩的理論“釘子”。他的十幾本著作告訴人們,一個穩定的學術席位不應該用來換取個人的聲望和利益,而應用來自由地表達那些不那麼受歡迎的大膽創見,從而為學術進步做出貢獻。

在“9•11”事件後,作為“文明衝突論”始作俑者的亨廷頓相當罕見地多次接受媒體採訪,指出目前的反恐戰爭並非文明的衝突。這真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其實亨廷頓一定還記得自己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寫下的話:“鑒於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伊斯蘭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展開文明間的准戰爭便不足為怪了。……在這場准戰爭中,雙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實力和對方的弱點。從軍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恐怖主義對空軍的戰爭。”在我看來,亨廷頓在“9•11”事件之後的表態恐怕多半是迫於“政治上正確”的壓力而做出的無奈之舉。這倒也真難為他了!

其實,對於亨廷頓的批評者來說,真正重要的也許並不在於駁倒乃至摒棄“文明的衝突”這一範式,而在於提出更有說服力的範式。亨廷頓1993年發表在《外交》雜誌上的那篇文章標題裡的追問:“不是文明(的衝突),又是什麼?”註定將長久地縈繞在那些關心世界事務人們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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