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_Jean-Baudrillard

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是法國當代著名的後現代思想家和社會學家,因其怪誕的理論而被視為當代西方知識界的一個“異類”。 《紐約時報》曾經把他稱作“後馬克思主義左派陣營中一個火藥味十足的孤獨漫遊者”,《衛報》也曾用“大災變的預言家、沒有中心的後現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來形容他[1]。依據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文·貝斯特的觀點,鮑德里亞不僅是迄今為止立場最為鮮明的後現代思想家之一,更為重要的是他發展出了迄今為​​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極端的後現代性理論,他的理論深刻地影響了文化理論以及有關當代媒體、藝術和社會地話語[2]。鮑德里亞提出的符號政治經濟學、象徵交換理論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神聖的三位一體“類像、內爆、超真實”等哲學觀點立足於批判的視角對以電子媒體為技術特徵的媒體社會和相關的消費社會做出了深刻獨特的理論分析,獨闢蹊徑。

1、神聖的三位一體——媒介構建現實的手段

大眾媒介特別是當今飛速發展的電子媒介憑藉其先進的技術手段構建了一個幾乎以假亂真或真偽難變的影像符號世界。在鮑德里亞的後現代傳媒理論當中,類像、內爆與超現實是關鍵性的三個概念,它們是電視媒體構建模擬現實的主要手段。

1.1類像與仿真

類像原意指沒有現實根據的、非真實的影像或幻覺;而鮑德里亞將類像描述成用“虛構的”或模仿的事物代替“真實”的過程,也就是將電子或數字化的影像、符號或景觀替代“真實生活”和在真實世界中的客體的過程[3],這是一種可以以假亂真的東西。在仿真社會裡,模式和信碼構成了經驗並且消蝕了模式和實在之間的界限,即類像模型形成幻象,作為真實世界的替代它無所不在以至於因此無法分辨真實和幻象。與此相伴隨,人們從前對“真實”的那種體驗以及真實的基礎也隨之消逝.。 “水門事件”被描述為媒體“對一件醜聞的一個​​模擬”,而海灣戰爭則被視為是從未發生的美國和前蘇聯的核戰爭的一種模擬。

1.2超真實與塑造現實

超真實是指真實與非真實之間的區分已變得日益模糊不清。在希臘語中”hyper”是“超過”的意思,表明它比真實還要真實,是一種按照模型產生出來的真實。按照鮑德里亞德觀點,超真實是完全包含著模擬,它不是被生產出來的,而“始終是一種已經被再生產出來的東西”,即此時真實不再單純是一些現成之物(如風景或海洋),而是人為地生產(或再生產)出來的“真實”(例如模擬環境),它不是變得不真​​實或荒誕了,而是比真實更真實,成了一種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過的真實”[2]。

超真實或超現實與真實或現實本身是什麼樣的關係,大眾媒體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了?對鮑德里亞而言,既然超真實是一種以模型取代真實的狀態,那麼模型就成了真實的決定因素:電視劇中的理想愛情成了人們現實生活的擇偶選擇標準,商品的電視廣告宣傳成為人們超市與商場購物的理想首選目標,時尚雜誌或其它生活類雜誌中所宣揚鼓吹的家居成為人們理想的居家模式];此外,伴隨著超真實的來臨,類像也開始構造現實本身,而且模擬出來的東西成了真實本身的判定準則:《現代啟示錄》就已經成為判斷有關美國越南戰爭描寫的真實標準,如果有人問“像《現代啟示錄》那樣的嗎?”,實際上就等於在問“是真的嗎[4]?”。

1.3信息的內爆:電視融於生活、生活融於電視

內爆概念是鮑德里亞後現代社會理論中的一個關鍵詞。它原本是一個物理學的概念,最初由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引進傳播學領域,鮑德里亞對其含義做了進一步的擴展,把它應用於對後現代社會狀況的描述。如果說現代社會的特徵是“外爆”,即商品生產、資本、國界、科技的不斷向外擴張以及社會領域、話語和價值的不斷分化,那麼鮑德里亞的內爆理論所描繪的則是一種導致各種界限崩潰的社會熵增加過程。鮑德里亞將內爆界定為“相互收縮,一種奇異(巨大)的互相套疊、傳統的兩極坍塌進另一極”[5];這種爆炸意味著“每一種意義差異系統內部界限的消失瓦解,它原有的兩極合成一極,造成意義差異的短路,並抹消術語、對立概念以及媒體和真實之間的一應區別” [1]。政治、資本、娛樂、廣告等混為一體,成了一個無差別性的仿真流變。

鮑德里亞認為,既然在當前的模擬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正在內爆,所有的事物都是模擬,那麼所有的事物就都能融解成一個單一的巨大的模擬團塊。譬如,以當前電視裡的談話節目為例,電視正融入生活,生活也正融入電視[5]。在電視節目中所發生的事情顯然是一種模擬,但生活自身也已經常常成為一種對發生在電視節目中的那些情節或畫面的模擬。例如,電視劇中醫生、律師和偵探的扮演者在現實生活當中經常會收到諮詢、請求建議和得到幫助的來信。在英國諾森伯蘭郡莫爾佩斯鎮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張貼著馬龍·白蘭度扮演的“教父”的肖像,以此作為這家意大利餐館的正宗標誌[4]。而在電視劇裡扮演反面角色的演員在該劇的熱播階段不得不呆在家裡,以免在公眾場合遭受“入戲太深”的公眾的指責與攻擊;相比之下名人領袖的扮演者卻得到了人們的敬仰與尊重。

2、媒介技術非理性所導致的後果

2.1哲學意義上的現代二元對立結構被打破

依據鮑德里亞的觀點,在當前的模擬世界當中,所有的事物都坍塌(折疊)進所有其他的事物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內爆;而後現代的媒體場景世界亦是如此。步入後現代社會,現代社會的二元對立結構已經被打破,對立因素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其主要表現為如下景觀。

2.1.1信息娛樂化

在現今媒體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概念,那就是“娛訊”(infortainment)。它由信息(information)和娛樂(entertainment)兩詞合成。娛訊指涉這樣一種現象,即在後現代社會中,由於內爆在電視娛訊中新聞和娛樂的界限消除,嚴肅新聞通常以娛樂節目的形式展現給受眾。各大媒體競爭加劇,發行量、收聽率、收視率成了媒介組織的生命線,“其結果是使娛訊有了上升的空間,迫使他們用更生動、引人注目、有趣和可供消費的方式來包裝新聞” [3]。正如許多新聞評論員所指出的那樣,電視新聞和紀實節目越來越多地採用了娛樂的形式,用戲劇或情節劇的符碼來構建它們的故事。而MTV、《今夜娛訊》以及各種各​​樣的脫口秀則運用新聞播音員的標準將娛樂表演模式信息化,並將文化工業大肆的宣傳掩飾在“事實”的幌子之下[6]。電視文摘新聞節目《今夜美國》則是照搬了全國性報紙《今日美國》的框架,用了大約30個短小的新聞/娛樂鏡頭來播送當日新聞[2]。

2.1.2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融合

作為公眾人物的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因其特殊身份而成了媒體競相追逐的對象,媒體往往樂此不疲的將其私人生活通過大眾媒體曝光,以換取受眾稀缺的注意力資源從而贏得更多的廣告。毫無新聞價值的英國王室、摩洛哥王室以及他們源源不斷翻版的情感演繹成了各大媒體的高收視來源;法國總理密特朗的第二家庭以及比爾·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桃色緋聞案曾經被媒體炒作得天昏地暗;私人領域的公共化最典型的莫過於互動的電視訪談節目,如《實話實說》,《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公眾願意成為銀幕上的表演者將自己的生活於其他觀眾一起分享;早已流行風靡的新媒體例如網絡、手機也成了一種新的公共領域於私人領域不斷的相互滲透、轉化與互動。

2.1.3 政治媒介化

政治與媒介的關係在電子媒介的不斷發展中日趨緊密,鮑德里亞將政治視為媒體的人質而且也將媒體視為政治的人質。政治與媒介的內爆在政治競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美國的大選中,兩大黨都深諳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的作用。 “形象勝於綱領,形象勝過內容”,因而政治競選越來越依賴於媒體顧問、形象展示、公共關係專家以及通過媒體機構進行的民意測驗,他們將政治競選“變成了形象的競爭或符號的競爭”[6]。尼克松因為不願以化妝整理的姿態出現在電視上結果輸給了上鏡的年輕英俊瀟灑的肯尼迪;有過27年從影經驗的R·裡根很會利用電視媒體來塑造自己的大眾形像一舉擊敗卡特而或選;而名聲不好的克林頓電視上的薩克斯管表演與布什刻板、呆訥的形象​​成了鮮明對比從而獲得了相當的年輕選民的支持。

2.1.4 宗教商業化

為我們提供純粹的娛樂是電視最大的好處,它最糟糕的用處是它企圖涉足嚴肅的話語模式—-新聞、政治、科學、教育、商業和宗教――然後給它們換上娛樂的包裝[7 ]。神聖、嚴肅、深刻而具有歷史感的宗教儀式與活動從令人敬畏的教堂搬上了電視屏幕,其後便與其他任何在電視上所表現的東西無任何差別,同樣成為一種取悅大眾的娛樂形式。缺乏精深教義的傳教士在電視上表演完美的電視佈道;具有脫口秀才能的傳教士以主持人的身份主持這種宗教電視類節目,其節目大多模仿標準的電視新聞雜誌節目的娛樂形式進行。社會名流特別是電影明星熱衷於參加宗教節目並出現在它的廣告裡,而節目中的普通演員也可以藉助它成為電視明星。而所有這些形式的背後均受著商業邏輯與利潤的支配。電視福音教們毫無忌諱的把如何提高收視率為首任,“為達到該目的,他們運用了最先進的市場推廣手段,如派發免費小冊子、《聖經》和禮物” [7]。尼爾·波茲曼指出,在美國,電視台宗教組織目前擁有並管理著35家電視台,每家都有自己的宗教節目,據估計電子教堂的總收入每年超過5億美元。宗教商業化的另外一個特色便是電視廣告神學的出現:它指大多數重要的商業廣告往往採用宗教寓言的形式來闡釋一個眾人皆知的神學思想,以達到有效廣告的目的。就像新聞節目改變了政治判斷的意義一樣,電視廣告改變了消費和篤信宗教的意義,導致商業人和宗教人的最終“融合”[8]。

2.1.5 教育娛樂化

傳統的教育方式總是將學習與書本和教室聯繫在一起。在處處都充斥著影像、信息與符碼的後現代社會,書本成了讓人倍感單調乏味的學習手段,而教室也開始成為一個枯燥無趣的學習場所。所以,“人們不再認為教育應基於緩慢發展的鉛字上,應該建立在快速變化的電子圖像之上”[7],教育可以通過運用新的技術更有效的進行。在電子媒介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這就是以電視為主的各種視頻手段,因而一種既有娛樂性又有教育性的新的混合型文化形式的產生。現行的教育體制已逐步的運用電視、電影、電腦、錄像和多媒體等娛樂手段,寓教於樂,以此作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電視教學也往往採用娛樂的外包裝,將信息戲劇化,運用最簡單的故事敘述形式,並通過生動形象的圖像伴以音樂進行。在當今世界裡,“娛樂”模式最突出的例子是《芝麻街》。這是一個受到高度讚揚的兒童教育節目。該節目的創作者所信奉的教育理念是“娛樂不僅不會影響學習,而且學習和娛樂是難以區分的”[7]。在《芝麻街》裡,可愛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調和快速的編輯,無疑給帶給孩子們帶來了許多樂趣[7]。但尼爾·波茲曼指出,像《芝麻街》這樣的節目在黃金時段的播出之所以受到成人和兒童的歡迎,不是因為所謂的教育功能,而是因為它一流的表演[8]。

2.2從物的消費轉向對符碼的消費

在鮑德里亞早期的著作中,傳播媒介和消費是緊密的相互關聯的。青年鮑德里亞曾深受索緒爾和羅蘭·巴爾特的影響,將符號學的觀點引入消費社會的研究當中,發展了一種商品-記號理論。鮑德里亞認為,商品在得到消費之前首先必須要成為符號,這是一種索緒爾意義上的包括能指與所指的符號。商品符號的意義可以任意的由它在自我參考系統中的位置來確定,成為一種自我指涉體系。因此,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價值便自動消失了,從而該意義上的消費成為了一種商品符號的消費,而不是對其功用價值、實物用途的消費[9]。因而我們在消費物品時也就是在消費符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區分我們和他人的社會差異從而界定自我。在此,鮑德里亞超越了馬克思將商品僅僅看作是與人類固有需求緊密相聯的“二重價值”觀點,在馬克思所區分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外,引入了商品的另外一層價值屬性——符號價值。這是當代社會中能給消費者帶來身份感、地位感與滿足感的特性。商品意義的建立是藉助於符號組織為代碼而完成的,這不是普通的代碼,而是按一定的次序有序排列的符碼;它起到了一定的“區分”作用,通過區分符碼消費者的風格、個性、品味從而標識他們在社會中的階層、地位和聲望,“籍此一個意義體系會有差別地組織影像、客體和實踐進入到名譽和價值的層次中來” [3.]。

19世紀70年代以後,鮑德里亞把傳媒解釋為“關鍵性的仿真機器”,它再生產影像、符號、代碼[10]。其中,電視是最主要的仿真手段,因為它可以促使生成的“擬像”與“符碼”在社會日常生活中的迅速傳播和在消費者群體中的廣泛普及。因而電視在商品符號的消費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電視的視覺形式例證了文化的商品化。。。電視是符號系統中的一套符號,它像鏡子一樣反映了消費主義的主要符碼,在深層的邏輯和心理層面強化了它的意義[10];”我們消費電視,我們也通過電視消費[10],電視廣告的優越性和有效性是其他媒體廣告所羨慕的。電視利用技術仿真形成超真實的“類象”,以隱喻和神話作為修辭手段,成功的創造出一種烏托邦的廣告話語,不斷刺激和製造人們的虛假需求,使人們違背“消費倫理”,忽視物品的純粹的功用價值而產生對符號價值消費的膜拜,享受這種盲目的購買所帶來的空洞的快樂感與自由感――這就是鮑德里亞所認為的消費社會的內在邏輯。

2.3 信息的迷狂與窺淫癖者的產生

鮑德里亞將現實世界視為一個“迷狂”的世界。這是一種失去控制直至喪失所有感覺的持續的自旋過程,這個失控的系統最終會顯露出它的空泛和無意義,“在其純粹和空泛的形式上散發出光彩”。時尚被視為“圍繞著本身自旋的純粹的和空泛的審美形式”,廣告被描述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以純粹和空泛的品牌形式遁入湮滅的自旋”,最重要的是,大眾被看成是“對社會的迷狂,社會的迷狂形式”[5]。大眾對信息有著強烈的迷戀,大眾儼然已成為當代社會堂而皇之的“窺淫癖者”,迷戀著我們這個社會自身,而當代媒體則為大眾“信息窺淫欲”的滿足提供了技術手段。鮑德里亞將傳媒看作是淫穢、透明和迷狂的工具,通訊技術的發展已使一切都變得公然、清晰和猥褻;傳統的那種隱秘的、被壓抑、被禁止和模糊意義上的淫穢變成了完全可視的淫穢;猥褻的出現也成了件很正常的事情[11]。我們各種最隱秘的事情通過媒介技術像舉行儀式一般被公之於眾,不再存在涉及禁忌的主題:每一件事情都被曝光,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被議論,不論這些事情是多麼繁瑣[12 ]。在以透明、曝光和猥褻為特徵的後現代傳媒社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拍成電影電視、在廣播中播出、製成錄像磁帶等等;民意測驗、脫口秀以及更一般​​性的媒體都在迫使我們說出我們的秘密,即使當你已無話可說之時亦是如此[5]。 ”電視同樣也成了“沒有屏障的妓院”,各大媒體樂此不疲以挖掘政府要員、社會名流的“醜聞”、暴露公眾人物私生活的每個細節交由公眾審視為榮;各種各樣的脫口秀節目總是藉機用最具煽動性、挑逗性的提示語來誘惑嘉賓曝光自己最隱秘、最黑暗的內心世界,以此作為賣點來迎合大眾的窺視欲;“而芸芸眾生面對電視家族的審判,也樂意招認他們每一次的越軌行為,並希望藉此赦免他們的罪惡,抑或至少可以獲得15分鐘的名人地位[3],”這也可謂是後現代社會一道奇特的媒介景觀。

2.4 主客體的博弈導致主體性的喪失

西方傳統的主體性哲學主張主體優於客體,主體完全有能力認識和控制客體;而鮑德里亞後期的思想卻顛覆這種關係。他認為,在後現代社會主客體之間的權力位置已經進行了交換。主體不但日趨衰微也失去了對客體的優先地位,同時也喪失了自由。客體是有誘惑性的,是主動的,並且是有力量的;作為信息、商品、媒體的“客體”,形成了一個仿真流變,不斷跨越既定的界限,吸引和誘惑著主體,掙脫了主體原有的控制。在後現代社會,文化的過剩生產使得生產出的信息量遠遠超出了主體的闡釋能力,被人造符碼全面控制包圍的主體開始由客體所生產,進而淪陷為客體的“奴隸”。用鮑德里亞的話可以如此解釋:較之主體,客體被認為更狡黠、更玩世不恭、更有天賦、並潛伏著等待主體。客體的變形、詭計和策略超越了主體的理解[12]。 ”

3 受眾的態度與策略

3.1 策略之一:冷漠與拒絕的受眾

鮑德里亞早期的媒介觀認為,大眾媒介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統治訊息生產的各種權力關係,而在於媒介的“單向特性”。這是由媒介技術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在大眾傳媒成為高利潤產業的同時也限定了它的准入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高技術設備的購買,優秀人才聘請,高質量的電視節目的製作都需耗費巨資。普通民眾缺乏這種媒體接近權,因而不能參與電視媒體節目的製作與播放,所以無形之中媒體與大眾之間便形成了一種簡單的傳播與接受、單向的播放與單向被動的接受的關係。實質上這是一種不平等、不平衡的信息流通關係,而並非鮑德里亞在像徵交換理論中所指出的雙方基於一種互惠意義上的交換與交流。因此,鮑德里亞認為傳播系統的技術能力始終是單方發言的,媒介不能被民主化,它也無須應答與回應受眾;針對那些受眾常常參與的媒介生產-諸如無線電熱線電話和播音室的論辯和媒介消費-對電視話語的闡釋性回應的人,鮑德里亞認為這些都只是邊緣性現象而並非主流[10]。

隨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需求從生產轉向了消費以及60年代電視的普及,對電視媒體特別是電視廣告的分析成為鮑德里亞媒體技術理論研究的主要對象。鮑德里亞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理論,指出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已分離,形式與內容游離,造成了“能指的隨意漂移”與意義的喪失這一現象。傳統的語言模式把符號看成是能指(符號的物質外殼)和所指(符號的意義載體)組成;它們指涉“參符”(即指明的外在物體)。在現實主義階段還有指明參照的參符,現代主義階段還有自動的符號,而後現代主義來臨後只剩下了自動的、純粹的指符[13]。這是一種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語言,即表徵和意義之間不存在任何因果關係和理性的邏輯推理關係,只是虛幻的指涉和隨意的聯想與嫁接。而這正是鮑德里亞所分析的後現代社會中電視媒體的廣告特徵。因而電視廣告就成為“能指的簡單遊戲”,一大堆廣告符碼隨心所欲的任意組合,它們喪失了意義也不再標示任何現實。觀眾每天不得不面對這些沒有表徵、失去意義的大量廣告符碼,這也構成了後現代社會的一大電子媒介景觀。

由此可知,由於大眾媒介傳播模式的單向性和電視媒體中能指與所指的分離這些現象導致了意義的喪失。人們每天生活在大量的符號意義的支配下,在信息臃腫的社會,人們獲得的有用信息遠遠少於垃圾信息。符號信息的大量生產超過了人們的接受、理解、闡釋分析與判斷能力。大眾每天被來自媒體的信息流所淹沒,“被活埋在信息地底下”,這些非互惠意義上的繁冗信息讓大眾疲憊不堪、感到厭倦、產生不滿。於是受眾對整天喋喋不休的媒介便採取這樣一種消極的對抗策略:冷漠與拒絕。要么對大眾媒介置之不理,要么拒絕接受它們的意義以抵抗不平等的單向信息傳遞。

3.2 策略之二:遊戲的受眾

鮑德里亞晚期的著述,圍繞著他的宿命理論發展了一種不同的象徵策略。在此過程中他對民意測驗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認為民意測驗“是一種混合體、是兩種異質體系的糅合,這兩種體系的數據不可能相互轉換。一個統計的、基於信息的、仿擬性的操作體係被投映到一個表徵、意志與輿論的體系上[14]。”這樣矛盾就產生了:基於技術手段的民意數據預測並不是真正的民意,不能代表公眾的觀點;因為它只是傳統的表徵、意志與輿論的體系的仿真與擬像。這種真實性與仿真性導致了意義的混亂;而這種差異的出現是由於大眾新的反抗形式所造成的。在鮑德里亞的眼中,大眾不再是那種束手無策,消極反抗的受眾了;他們採取了積極主動的報復對抗行動,那就是沉默與遊戲。

大眾在投票選舉過程中不是積極的參與,而是表現出沉默的姿態。鮑德里亞認為,大眾的沉默並不是他們異化的標誌,而是他們權力的標誌。因此,沉默是一種力量,一種答复,一種宿命性的策略;它是終結龐大的政治和信息操縱制度的一條途徑[12],抵消著全部的政治景觀和話語。大眾的力量在於他們對意義和參與的拒絕:在選舉投票和民意測驗中,大眾採取不合作、觀望、棄權與沈默來“遊戲”、“調侃”和“報復”媒體,以此來對抗媒體對他們的“政治敲詐”,媒體雖然有著先進的技術手段與合理的計算公式,但大眾的“惡作劇”行為與“搗亂”卻讓媒體機關算盡,到頭來卻無從獲得準確的數據,達不到預期的期望值[15]。

·4 結語

鮑德里亞是當前歐美走紅的後現代理論家,他以非常極端的“仿真”理論構造了一個由“類像”、“符碼”、“內爆”與“超真實”所構成的後現代傳媒景觀。但是,鮑德里亞是典型的技術決定論者。他和麥克盧漢一樣非常強調媒介與文化的關係,但不同的是麥克盧漢對新型媒介持樂觀態度,而鮑德里亞對於迅速發展的媒體技術則倍顯悲觀。他過於誇大當代傳媒技術對社會和人們日常文化生活的影響:他認為媒介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現代主義二元決定論,工業社會的所有界限、範疇和價值在後工業社會被抹煞-意義內爆於媒體,媒體與社會內爆於大眾之中;大眾對信息的迷狂以及媒體作為淫穢、透明的工具特性使社會的“道德感”與“羞恥感”喪失; 而不具備表徵意義的“漂浮的能指流”則削弱了意識形態的認同性與社會次序的穩定性;四處氾濫的信息、類像、符碼則全面主宰了社會,導致了主客體邏輯的顛倒,大眾喪失了主體性,淪為符號的“奴隸”,進而對於單向特性的媒體和符號的“反抗”也只能基於一種“宿命的消極策略”,那就是“沉默、拒絕與調侃”。基於鮑德里亞對當代大眾媒體的技術特性所持有的過於“消極”、“悲觀”“命定”與“虛無”的態度,有學者將他的媒體思想定義為一種“傳媒恐懼論”[ 16],但是鮑德里亞的後現代理論卻將一種新型的文化原則植入當代社會。他早期著作中提出的“符號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中期著作中談論的有關類象、內爆以及超真實的論述不乏對當代媒體與消費文化的精闢見解。他的理論雖然荒誕、怪異和極端,但卻可以和麥克盧漢的媒介觀相媲美-它為我們理解當代新傳播形式對社會的影響提供了全新的視野與開創性的思路。

劉燕
(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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