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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和助理陳思恒,在香港《明報》撰寫文章,嘗試運用傳播理論來解釋目前香港社會政治觀點的分歧和社會的撕裂,系列共有三篇文章。

先進中的落後——「上網」與「不上網」的天淵之別

香港:是先進,還是落後?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我們經常聽到有人以「富裕中的貧窮」來形容香港,即使經濟如何發達,仍有多人活在貧窮線以下,貧富極為懸殊;同時,在先進中亦見落後,當很多人都擁有智能電話,足不出戶地走遍世界時,同一個城市裏,竟有四分之一人沒有能力上網。這些在資訊上處於劣勢的人,在其他資源如教育和收入方面亦處於劣勢。我們需要關心這群人,不單是因為經濟的原因,更因為這是一個管治的問題。不能上網的人因未能接收全面資訊,傾向在政治上採取較保守或親政府的立場,而上網和不上網的人在政見上的衝突,正正是導致如今香港社會撕裂的主要原因。

香港號稱是資訊發達的國際都會,但原來相對其他亞洲地區,或主要的歐美國家, 香港的互聯網滲透率甚低, 只有72.8%,全球排名37(表一)。韓國(南韓)是互聯網較普及的亞洲國家,近八成半人上網,日本也有近八成,至於常被視作香港競爭對手的新加坡,互聯網滲透率亦領先香港。更值得注意的是,表一顯示的是2012 年的數據,但據我們去年11 月的調查所得,互聯網滲透率仍是72.8%,兩年來沒有明顯進步(註)。表一帶出的重要反思是,在盲目追求尖端科技發展的主流思維下,很可能忽略了人的因素和資訊科技在社會上普及化的問題。

表1資訊弱勢與社經弱勢並行

表二告訴我們,不能上網的人,是有共同的特徵——一般年紀較大,學歷和收入也較低。上網者中,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佔逾四分之一,6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只佔一成;但不上網者中,長者佔六成二,50 至59 歲的人也佔四分之一,30 歲以下的不上網者更低至1.3%。再看教育方面。上網者逾五成半達大專程度, 小學程度只佔2.8%;不上網者絕大部分是中小學程度,大專程度的佔不到一成。最後是收入方面。上網者收入明顯較高,逾六成半月入3 萬或以上;不上網者中,月入少於1 萬的有近三成半,而月入超過3 萬的只有兩成四。由此推斷,資訊弱勢與一個人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有密切的關係。表2

資訊劣勢引發政治盲點

整體來說,不上網者較上網者更支持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亦然(表三)。對特區政府方面,三成不上網者對其表現表示滿意,卻有逾半上網者表示不滿;近四成不上網者表示信任特區政府,但卻有四成四上網者表示不信任。上網者和不上網者各走極端的政治態度,同樣在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上顯現出來。對佔領運動取態方面,雖然無論上網與否,不支持者均佔較大比例,但支持佔領的上網者的比例,仍比不上網者多近1 倍。

以上分析對香港作為一個科技先進的國際城市的主流論述,提出重大質疑。在資訊發達的年代,原來有不少人仍是被遺忘了。在上網與不上網這一線之間,對個人面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已帶來天淵之別。政府要找出這資訊弱勢社群,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幫助,本非難事。但最弔詭和最令我們擔心的是,這群沒有能力掌握全面資訊的人,同時亦是最擁戴政府的人。

我們不禁暗暗嘆息,由於管治班子得不到較能主導資訊的「信息富有者」認同,而媒體選擇能力較弱的「信息貧窮者」傾向支持政府,甚至成為建制派可以隨時動員的「民意基礎」,政府還會有動機收窄「信息鴻溝」嗎?抑或是藉鞏固這幅「信息高牆」以維持甚至擴大自己的「認受性」?表3

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4 年11 月12 至14 及17 至20 日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透過電話成功訪問1006 名18 歲以上香港市民

作者黃偉豪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陳思恒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明報》,觀點,A28,2015-02-18
http://www.pentoy.hk/%E6%99%82%E4%BA%8B/mpforum2013/2015/02/20/%E9%BB%83%E5%81%89%E8%B1%AA%E3%80%81%E9%99%B3%E6%80%9D%E6%81%92%EF%BC%9A%E5%85%88%E9%80%B2%E4%B8%AD%E7%9A%84%E8%90%BD%E5%BE%8C-%E3%80%8C%E4%B8%8A%E7%B6%B2%E3%80%8D%E8%88%87%E3%80%8C/

人如其閱:信息鴻溝影響港人政治取態

“We are What we Read."

我們常聽到"We are what we eat"這句說話,意思是從一個人選擇吃什麼,可以知道他是什麼人。推而廣之,"We are whatwe read"同樣成立,一個人透過什麼媒體來認識這個世界,足以反映和影響其政治取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去年11 月中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本文以所得數據,分析不同政治取態的人的媒體習慣,和了解他們得知時事資訊的具體途徑,並探討香港人有否被「信息鴻溝」(digital divide)所影響,即是否有群體因年齡、知識和資源的差異,因而對媒體缺乏選擇,活於一個資訊被「篩選」的狹隘世界裏,使他們對香港政治議題的取態同時被影響。

_17nh601 表一以對佔領運動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3 類,細看各組的時事資訊主要途徑。支持者中,約四成人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其次是報章雜誌,透過電視接收資訊的不到兩成;不支持者的情况完全相反,逾四成半人選擇電視,只有約一成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值得注意的是,兩類人的報刊閱讀比例均是三成多,但其中選擇卻甚不同。近六成支持者是《蘋果日報》的讀者,約一成讀《明報》;不支持者則主要閱讀《東方日報》,比例達三成八。雖然以電台作資訊途徑的受訪者並不多,但在他們當中, 近八成不支持者收聽「港台」,支持者有近四成選擇「商台」,比不支持者多近兩成。選擇電視台方面,支持者只有不到一半選擇「無綫」,四分之一收看「有線」;取態「一般」和不支持的電視觀眾則分別約八成和七成透過「無綫」接收資訊。_17nh602

年輕少讀報、高學歷高收入少看電視

若媒體選擇與政治取態有關,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大眾對媒體的選擇是完全自由,還是有「信息鴻溝」(digital divide)的存在,令部分人因缺乏知識及資源,而得不到全面資訊,被困於一個偏頗的世界之中?表二先將受訪者按年齡分5 組,在最年輕的一群(18 至29 歲),報刊讀者不足兩成,但其餘4 組的比例約三至四成;電視觀眾和網絡使用者則成反向趨勢,電視觀眾比例隨年齡上升,由「18 至29 歲」的23.44%遞增至「60 歲或以上」的53%,網絡使用者比例隨年齡下降,由「18 至29 歲」的57.18%遞減至「60 歲或以上」的5.19%,非常懸殊。若將受訪者按教育程度分3 組又如何?最顯著的分野再次在於看電視和使用網絡:逾半「小學或以下」受訪者均倚賴電視得知天下事,使用網絡的只佔3%;具專上學歷的受訪者則偏向透過網絡接收資訊,比率接近三成半,只有約兩成半人選擇電視。最後,將焦點轉至收入,月入1 萬元以下的受訪家庭幾乎不透過互聯網接收資訊,月入2萬或以上才有較多機會接觸互聯網資訊;月入低於2 萬元的受訪家庭,逾半倚重電視作資訊途徑,反觀月入5 萬或以上的受訪家庭只有28%透過電視接收資訊。

信息鴻溝成為高牆

在現今撕裂的香港社會下,媒體的影響力不僅是單純的資訊分享,更形成一個「歸邊」的過程,變成不同聲音的「回音谷」,強化己方價值的同時,亦隔絕了與對方的溝通,加劇兩極化的對立。與此同時,從上述分析可見, 「信息鴻溝」極可能已在香港形成,成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之間的一幅高牆,阻礙他們溝通的同時,亦加強了現今媒體的「回音谷」負面效應。面對如此兩極化的政治對立和媒體生態,如何收窄「信息鴻溝」,加強市民的媒體選擇能力,已成為香港社會如何修補撕裂和重建政治共識的關鍵。

作者黃偉豪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陳思恒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明報》,觀點,A28,2015-01-17

http://www.pentoy.hk/%E7%A4%BE%E6%9C%83/w24/2015/01/19/%E9%BB%83%E5%81%89%E8%B1%AA%E3%80%81%E9%99%B3%E6%80%9D%E6%81%92%EF%BC%9A%E4%BA%BA%E5%A6%82%E5%85%B6%E9%96%B1%EF%BC%9A%E4%BF%A1%E6%81%AF%E9%B4%BB%E6%BA%9D%E5%BD%B1%E9%9F%BF%E6%B8%AF%E4%BA%BA%E6%94%BF/

愈上網,愈「反叛」?——網絡使用與政治活躍

網絡世界緊扣現實行動

互聯網的威力之大,在於它對世界的影響,不止是局限於思想上,更可以把思想演化成現實行動,推動實體世界的政治參與,直接改變世界。筆者就網絡與政治參與所進行的研究,曾於本欄發表了兩篇文章,先後探討媒體和互聯網如何塑造我們的世界觀,和社經地位對媒體選擇能力的影響( 註一) , 如今來到了「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曲,是時候探討互聯網對現實世界的行為的影響,把分析的重點由思想轉至行動,由虛擬走向現實。

本研究透過一個由21 項指標組成的「政治活躍指數」(PoliticalActivism Index, 簡稱PAI) , 分析高、中、低用量網絡使用者的政治參與程度,結果顯示,在各個不同使用量的類別中,上網的人明顯有更活躍 的政治參與。似乎,日趨普及的網絡世界,已成為現實政治參與背後一股難以逆轉的推動力。

PAI:4 個層面量度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是一個廣泛概念,為更有效地涵蓋不同形式的參與行為,筆者參考了哈佛大學政治學者Pippa Norris 的研究,使用她修訂的PAI 作為量度政治參與的指標。PAI 分為4 個層面:「投票(Voting)」、「選舉為本(Campaign-oriented) 」、「目的為本(Cause-oriented)」及「社群為本(Civic-oriented)」,在每個層面下再分為不同問題,每條問題代表一項參與,每項1分,總分21 分(註二)。表一-287x500 (1)

「目的為本」和「社群為本」字面上可能較難理解:前者相對「選舉為本」,傾向以建制外的手段如聯署和遊行等,達到運動的目的; 「社群為本」則詢問受訪者是否某些組織,例如工會、教會、專業團體和環保組織的成員,透過其社會網絡來量度受訪者的參與程度。

表一綜合了不上網者及上網者的平均PAI(註三)。完全不上網的人最不活躍,只有1.50 分,遠較上網者的2.51 為低。我們按上網的頻密度和時間長度將網絡使用者分為3 組,發現PAI 隨使用量遞增。低用量者的PAI 為1.92,中用量為2.52,高用量為3.11,印證了「愈上網,愈政治活躍」的現象。

上網使弱勢社群更活躍

根據分析,一般年紀較大、學歷和收入較低的人,政治活躍度也較低,表二印證了這點。年齡方面,PAI 由18 至29 歲的2.84,下滑至50 至59 歲的1.96,雖然60歲以後微升至1.97,這並不影響年齡與政治活躍度的基本反向趨勢。教育方面,小學或以下程度受訪者的PAI 只有1.45,較具專上學歷的2.98 低逾一倍。收入方面, 家庭月入低於2 萬的受訪者,PAI 均不過1.90,2 萬以後突破2.0,5 萬以上更達2.79。

然而,以上的低參與情况可以透過網絡而逆轉。資訊弱勢社群的處境並非全然悲觀,只要獲得較為平等的網絡資訊渠道, 年長、學歷較低、收入較少的人同樣可以發揮政治參與的功能。上網受訪者的PAI,絕大部分都比整體高。在年齡與PAI 之間,上網的受訪者並沒有如整體數據般呈明顯的反向關係;收入與PAI也無顯著的正向關係。令人鼓舞和值得注意的發現還有,60 歲或以上的網絡使用者, PAI 為2.63,可視為一個由網絡引發的「老頑童」效應,這群學會上網的長者的PAI,遠遠較同年齡的整體的1.97 為高,也比整體上網者的2.51 的數值為高。

參與需求爆發 政府與民間如何面對?

在資訊爆炸的21 世紀,互聯網日漸普及,相信不是任何外力可以遏止的大趨勢。面對隨之而來的政治參與需求的爆發,政府應如何應付? 是順應潮流開放管治,還是倒行逆施,打壓和監控網絡以至公民社會,將是現今任何非民主政府要面對的管治難題。

另一方面, 在一片「不要大台」和「沒有領袖」的網絡文化下,民間又應如何協調更多元化的參與者,把眾多的意見匯聚成流,建立足以產生改變而非帶來混亂的動力,也將是民間社會要面對的重大挑戰。

註一:黃偉豪、陳思恒,〈先進中的落後—— 「上網」與「不上網」的天淵之別〉,《明報》,2015 年2 月18 日;黃偉豪、陳思恒,〈人如其閱:信息鴻溝影響港人政治取態〉,《明報》,2015 年1 月17 日

註二: Norris, Pippa. (2005)“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Political Activism: Evidencefrom Europe.”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ElectronicGovernment Vol. 1 (1): 20-39.

註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4 年11 月12 至14 及17 至20 日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透過電話成功訪問1006 名18 歲以上香港市民

作者黃偉豪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陳思恒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明報》,觀點,A35,2015-04-22

http://www.pentoy.hk/%E6%99%82%E4%BA%8B/mpforum2013/2015/04/23/%E6%84%88%E4%B8%8A%E7%B6%B2%EF%BC%8C%E6%84%88%E3%80%8C%E5%8F%8D%E5%8F%9B%E3%80%8D%EF%BC%9F-%E7%B6%B2%E7%B5%A1%E4%BD%BF%E7%94%A8%E8%88%87%E6%94%BF%E6%B2%BB%E6%B4%BB%E8%BA%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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