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被動的回歸

這幾年間,香港興起了關於本土意識的熱烈話題,也出現了不少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身分政治毫無疑問已經占據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成為決定香港未來走向一個繞不開的面向。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歸」前後引起永不休止的爭論,問題的根源來自一九九七香港的主權治權移交中共的整個過程中,「香港人」一直都是一個缺席的存在。英國在百多年殖民統治中,均沒有讓香港人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機構。香港前途談判中,中、英雙方也無意讓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參與談判。基本法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收回」香港的命運拍了板之後才開始,而且所謂港方參與基本法草擬的「草委」、「諮委」,都是按中共分化統戰策略的安排,而且大部分都由中方委任,談不上可以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

政治上的「收回主權」為香港人政治上的身分及相應的權利義務做出了安排,但也留下很多產生矛盾和漏洞的縫隙。在文化意識上,因為中英兩國均要合力營造所謂「順利過渡」的環境,遂大力粉飾香港過去發展經濟的成就,但同時也掩埋香港英治殖民的過去,企圖把人們的眼光都導向美好的未來。香港殖民歷史的真貌,因此也並沒有得以全面的呈現,引起辯論,使人們可以做出公允的評價及妥善的清理。相反地,英國人只是努力去讓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蹟發生史:英國給香港帶來了法治、自由和先進的城市建設。而中國為了安穩人心,平穩過渡,也對殖民地的過去諱莫如深,只會選擇性地以「游子歸鄉」的悲喜劇式民族主義故事來述說「回歸」。這種煽情劇的話語,在與英國人同一調子地讚揚香港經濟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國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為一群「經濟動物」,只是今後要令香港人懂得「飲水思源」,承認「祖國」一直以來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貢獻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榮安定。
可是,香港人的殖民經驗,就僅只是一個經濟奇蹟發生的故事嗎?香港的過去,就僅只是一個孩子由「養父」交還給「生母」的故事嗎?「回歸」的故事,的確是一個如此簡化的一齣煽情劇,而殖民主義就真是如此就隨之而過去了嗎?

真正徹底的解殖過程,應該是從殖民結構下解放住民們被壓抑剝奪的獨立主體精神,但在「九七政治」底下,香港社會的發展被刻意地安排和設計,以保證殖民時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權力結構,在九七之後一樣運作順利。因為中英雙方均沒有承認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應有份參與決定自身的命運,香港人事實上是在極大的無力感和無奈底下,被動地目睹這城市的未來,為兩國政府用作談判的籌碼。這種交易安排底下達成的「回歸」,不可能是「殖民主義」的結束,反而是「解殖」的無限延擱。就如筆者在另文曾經闡述過的,由於香港所經歷的是「被動的回歸」,所以是處於一種「解殖未完成」的狀態,所欠缺仍是一個建構「主體性」的過程,無論這種主體性最終是以真正的「自治」還是「獨立」去體現(〈邁向具主體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4-30)。

因此,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還被拖欠的「承認」。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去改革這種「殖民未解」的結構,不能從歷史上清理「主體參與欠缺」的狀況,檢討與反思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香港人」主體成長的掙扎,我們亦無從建立香港人對自己的清楚認識,俾使香港人成為自己的歷史主體,洽當地處理自身與他者的關係。

二、土著紳士的香港人身分
關於香港人在殖民時代,究竟有沒有自己的獨特身分,以及有沒有哪怕是處於萌芽階段的本土意識,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按照英國人為自身帝國主義歷史辯白的史觀,香港是一個貿易商港,也是東西文化的交匯點。在這塊土地上,重要的是貨物、資金、人員的流動,因為流動而產生了各種文化碰撞。但是,這些碰撞都是流動性派生出來的,由外面帶進來的。除此之外,真正土生於香港的文化,均只是不足道的地方庶民生活風俗,這些文化風俗也只有等待最終被現代性發展所淘汰的命運。

上述這種殖民史觀輕忽地看待香港的本土文化,但無疑它也點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早期香港的人口的確存在著極高的流動性。這些從外地過來找尋工作和生活機會的人,當中包括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他們並不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殖民地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公(市)民地位,也不賦予他們公民權責。而中國歷任政府也刻意利用這種含糊狀態,不設邊防,華人基本上自由出入,情況與其他中國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本土意識」在租界的歷史環境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哪怕是有一種租界住民的意識,它都不會是一種排他和獨一的歸屬,而是和其他的身分認同高度重疊。租界住民的意識亦只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會轉化成政治上的能動性。

不過,香港是很早就割讓出去的殖民地。英國人在這裡的治理,開始於十八世紀中,比清朝覆亡,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革命早了近半個世紀。按歷史學家John Carroll所指,雖然香港這塊殖民地上充滿流動性,卻在殖民早期就冒現出一批以香港為永久居所的買辦資產階級,建立起他們非常獨特的香港身分認同[1] 。他們為英國殖民主人所信任,被委任為香港的華人領袖,除了自身參與商貿活動,也主理香港為華人服務的慈善機構,成為香港華洋兩大族群之間的橋樑。他們忠誠於大英帝國,但又不會放棄自身的中國人身分,因為擁有「雙重身分」正是他們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條件。他們內化了英國士紳階層的文化價值觀,鄙夷「外來」的中國人道德低下,素質低劣,他們很自覺地和低下層、來自內地的華人區隔。但他們並沒有徹底地在生活上「去中國化」,因為在英國式「間接統治」的殖民體制內,他們是「華人代表」。他們會為華人生活風俗習慣辯護,修正或抵擋英國人或其他洋人提出的改革訴求,例如按西方標準來提升華人居所的衛生水平,及以性別平權的原則禁制華人收養裨女的制度等。再者,這些「高等華人」之效忠於大英帝國,也毫不與他們投身或支持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有所扞格。也就是說,這些擁有獨特「香港人」身分的買辦階級,可以毫無困難地同時是中國的「愛國者」,參與不同時期的中國國家建設。當然,在民族主義走向激進化的時候,他們的「雙重身分」也會為他們帶來麻煩,被民族主義者指責為不中不西的「漢奸」。

民國初期,中國大陸政治混亂,部分香港華商也捲入中國的地方派系政治。後來國共相爭開始惡化,中國民族主義日趨激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年的省港大罷工中,香港買辦資產階級更緊密地站在打擊罷工,維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因此,香港的買辦階層也開始與來自國共兩黨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為敵。而自此之後,香港高等華人的政治保守性格亦牢牢地與殖民體制緊扣在一起,成為香港土地上牢不可破的「勾結式殖民結構」的一部分。

回顧這些殖民早期買辦階級的「香港身分」歷史,對了解歷史上的「中港關係」其實十分有用,因為雖然這班華人精英人數並不多,但他們對型塑香港的政治文化有深遠的影響。他們是非常忠誠於大英帝國的土著紳士,接受優良的英語教育,對英國帝國文明下的法治制度、自由主義精神心儀嚮往,他們也不斷努力把這些內化為他們自身的價值標準,並且把這些價值觀納入他們改革中國的藍圖內。但是,他們卻只能在一個殖民體制下取得蔭庇,不能充分地發展成一種歐洲啟蒙時期帶領自由主義革命運動的,具有遠大政治使命的資產階級。所以,雖然John Carroll指出了他們之間分享著一種共同的資產階級文化,主動地將自己和周圍的其他中國人區隔開來,也有別於其他國籍背景的有財勢階級,並且積極地追求英國承認他們獨特的香港身分,但實際上,他們的買辦性格使他們和啟蒙時期歐洲的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區別,這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軟弱性。

因此之故,他們也無法超出優勢階級的局限,去建構一個包含各階層在內的本土運動,也無法像在印度,把自己改變成反殖民運動的精英。他們孕生於英國人占領香港之後,那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年代,當時英帝國熱衷於透過香港培養具英國文明素養和技能的華人去幫助改革清朝政府。香港的買辦階級很早就懂得利用這種在兩大朝廷之間穿梭往來的能力,來建立自身的社會地位,並從這種在兩大帝國夾縫之中游走的經驗,塑造了自我的形像,並如此地定義香港獨特的身分認同。他們非常著緊於要英國人承認,他們是有別於「其他華人」的「大英子民」。他們內化了大英帝國的文化價值,也透過這套價值觀去審視中國在那個時期的種種弊端,進而把自身放置在幫助「改革」中國,為中國輸入西方現代文明的計畫當中。他們會猛烈批評中國狀況,但這不妨礙他們自視為深愛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並沒有著力於建立與中國完全區隔的香港本土意識,建構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善於與強勢的外來統治者打交道,政治上長期寄託命運於保護他們階層利益的殖民體制,政治認同上的雙重性也發展出以實用主義為外表的依從主義、甚至投機主義。這種「識時務」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香港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份,也是日後香港走上「被動回歸」之路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三、難民社會與民主自治
香港出現真正有廣泛社會意義的本土意識,始於二次大戰。中日戰爭使香港再度成為外來人口大量湧進的地方,但香港在一九四一年也淪陷在日本人手上,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出。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內戰,以及中共建國初期不斷的政治動盪。香港政府為了管理一個龐大的「難民社會」,也承繼日本制度,實行人口登記,發出識別香港人身分的「身分證」,但對入境人數仍無限制。直至六十年代,大陸發生饑荒導致漫山遍野越境而至的難民潮,殖民政府才開始實施較為嚴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國內地人士再不能隨意隨時移居香港,違者會被遣返內地[2] 。

當初日本人在香港實施「身分證」制度,是因為要配給米糧和監控人口。所以「身分證」並不自動等同明確界定的公民權責,也與人們當時的「身分歸屬」感並不完全相應。相反地,當時香港大部分人口仍然自視為內地來港的移民,並不認為自己屬於香港。當時已遷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也視居港華人為「僑胞」,而按中共政府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政策,則視香港為「尚未恢復行使主權的領土」,居住在香港的都是「香港同胞」。在東南亞等地,因為英國決意撤退,終結殖民統治,當地土著族群的民族主義急速發展,令華人惶恐不安,四處遷移,這些局勢也為香港帶來大量的臨時人口。

由於社會上充滿大量的移居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土地上,令人關注的並非本土政治,而是在「冷戰」支配下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勢力之間的政治角力和鬥爭。不少論者將這種兩派角力視為國際上兩大陣營「文化冷戰」的延伸,但這只是說出了實況的其中一面。因為無論是英國統治者還是冷戰中居西方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都沒有把香港變成冷戰中一邊倒地反共的地方。英國既沒有在香港強加一套明顯的文化政策的傳統,也一貫地維護殖民商港政治中立性的「非政治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英國要透過香港維持與新中國的良好關係,方便英國在遠東地區部署自身在戰後的長久利益。所以,一方面香港舊有的華商階層仍然可以公開展示他們對大英帝國的忠誠,但香港一樣可以容許各派的民族主義思想互相競逐。而左、右兩派被高度政治化地組織起來的支持者,不時將他們之間的鬥爭上升為暴力毆鬥和暴動,與警察發生衝突。但是這些暴動與本土意識的關係其實極其淡薄。

可是,這並不表示戰後香港不曾有人試圖建立自身身分的力量。事實上,戰後香港的華商中間,以先施百貨少東馬文輝為首的一群香港華人精英,連同一批受左翼思想或費邊社改良主義影響的外籍人士,包括知名的葉錫恩、貝納祺等,就積極針對殖民地政府的不良施政,成立議政及行動組織,包括「革新會」和「公民協會」。這兩個組織成為香港戰後初期主要的民間反對力量。雖然,它們由於取向基本溫和,也未能完全深入以難民為主的社會基層,所以發展受到很大局限。這些以香港為家的華洋精英,打破了過去乏人關注香港本地政事的消極狀況,公開要求香港施行更開放的政治制度和進行民主化。

他們意圖反映香港民情,以獨立民間的身分向香港政府施加輿論壓力,在中西報章發表批評施政的文章,又直接向英國國會投訴殖民地政府的不善施政,頻頻往倫敦揭露香港實況,令香港殖民政府受到不少來自英國祖家的壓力。這些壓力團體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後,更發展成為一股組織政黨之風。他們分別組織過諸如「聯合國香港協會」、「民主自治黨」、「工黨」、「香港民主社會黨」等組織,也策劃過一些基層商戶抗議、小販抗爭和其他示威活動。一九六一年聯合國香港協會提出全面普選立法機關的要求。一九六三年,該會轉化為「民主自治黨」,提出既反殖亦反共的綱領,追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及由香港人出任總督[3] 。這些不落入國共兩派對抗的,以市民權益為本,以民主自治為主要理念的政治活動,相比於由親國民黨右派或親共產黨左派所組織的群眾暴動或工潮,顯得十分溫和。但在殖民政府眼中,這些同樣是激進的政治活動,因為相對於左、右兩派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活動直接針對殖民政府,因而也受到殖民政府密切的監視。

可是,這些由本地華洋精英分子組成的政治運動,並未能像當時的左、右派民族主義組織一樣,深入到廣大的群眾中間進行組織,又因為內部很多領導風格和路線上的分歧,所以頻頻分裂。不過,他們的抗議行動與改革的呼聲,也喚起了香港市民對本土政治的醒覺,這些努力間接地誘發了一九六六年反對天星渡輪加價的抗議,以及往後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反天星渡輪加價的示威,是香港首次出現的本地自發抗爭,但因為缺乏組織,最終也失控而引發了暴動,招來殖民政府的強力打壓,引起保守派的巨大反挫,也波及到葉錫恩這類溫和派。而在當時高度專權的殖民地架構下,也著實沒有讓這些立意植根於本土的民主自治主義者有選舉參政的平台[4] 。況且,民主、自治這些理念,在一個以「非政治化」策略為管治手段的殖民政府,及那個散亂及內部派系傾軋非常嚴重的「難民社會」中,也顯得左右為難,相關的機構和政黨在七十年代之後亦失去活力,無疾而終。

六十年代香港首次出現的自治運動所依據的價值是人人平等,具有自決權利的聯合國精神及背後的一套普世價值。可是,這種具國際視野和世界主義精神的民主自治理念,既反對殖民主義,也反對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但它在五十年代左右派冷戰對立的環境下未能脫穎而出,也不敵繼後在香港興起的左翼激進主義,其功績也被往後在青年人中間流行的新的左傾的民族主義熱情所蓋過。[5]

四、嬰兒潮世代:本土意識第一波
事實上,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潮一代雖然有著一種強烈的「以港為家」的願望,但他們成長過程所接受的薰陶,主要還是來自父母一代的難民意識。而最能表達這種難民的飄泊命運情懷的,要不是左派的「北歸」主張,就是「右派」以海外作為基地,靜候未來重返大陸,推動文化復興的寄望。在這些「右派」文化民族主義者中,「新儒家」致力中國文化教育,影響至大,吸引不少香港青年認同。但自從出現了一九六六及一九六七年兩次暴動,這些文化民族主義理想便顯得過於虛玄和不貼現實。這些土生青年一代希望能夠更深入地去了解香港社會現實,不再像上一代沉溺於飄泊「海外」的悲情。因為他們這一代認定要以香港為家,香港也是個讓他們成長和生活的社會。所以,他們對身旁發生的不公義和社會上普遍的政治苦悶更為敏感。

六十年代末期是香港土生土長一代建立其文化及政治主體性的時期,這一代人成長於一個由英國人殖民統治的香港,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都只有矇矓或支離破碎的認識,但甚少有實際的感性經驗。他們在政府學校裡,接受的是非政治化和非歷史化的教育,因為殖民政府非常忌諱歷史教育會讓學校變成宣傳不同派別政見的溫床。香港土生第一代大都受益於六十年代急速的經濟起飛,另一方面也目睹急速經濟成長下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不公義的狀況。在認知上,他們既對殖民統治懷有不滿,也對「文化冷戰」下二元對立的意識型態困局產生厭倦和懷疑,很渴望可以從這些窠臼中掙脫出來。

一九六六年天星碼頭的群眾自發暴動中,新一代沒有組織起來。但在一九六七年親中共的「左派」暴動中,卻有高度的組織和完整的政治口號,而且因為深受當時中國國內文革的影響,誘發事件的雖然只是勞資糾紛,但很快便上升至訴諸暴力手段,挑戰整個殖民政府,左派甚至出現要求中共立即收回香港的呼聲。這種急劇激進的政治主張,雖然隨暴動的失敗而退出歷史,但已使年青一代深受震盪。他們雖然對親中左派的政治主張一知半解,也只有小部分是由左派組織所鼓動而加入這次暴動風潮,但大量青年圍觀示威,向警察叫罵,使所有人都感覺到,青年人中間存在著很大的躁動與不安。他們心中的巨大問號是:「香港往何處去?」

的而且確,在繼後整個七十年代所出現的社會運動風潮,使人們習慣描述這段時期為「火紅的年代」。這個年代所湧現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是以青年一代為主體的。比起戰後初期的「冷戰式」對抗,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風潮,更有獨立性和本土一代的自主性。雖然,這些運動仍然與中國民族主義產生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但是,這個時期所出現的社會運動,是獨立於傳統左右兩派的第一次本土政治社會運動,所以也萌生出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識」。

例如,七十年代初「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把矛頭針對港英政府的「重英輕中」語言政策。這項運動成為一九六七年暴動後青年首次有組織的和平社會運動,得到各階層的支持。及後發生了「保釣運動」,批判美國和日本「私相授受」釣魚台島嶼。但也因為政府強行以武力驅散集會而使運動添上反殖民主義色彩。這兩個運動同時都展現了一種香港本土意識在萌生的時候,如何面對殖民主義現實的問題,以及在運動中如何重新協商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一方面,由冷戰對抗所主導的那一種(反共的、否定今日現實[紅色]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並不能讓這些本土一代回應急劇轉變了的現實,本土一代要打破這些讓他們沒有行動力的舊民族主義思維。但當他們要回應香港壓迫性的殖民現實,他們也只有訴諸華人利益(中文)和中國人身分(保釣)。這種經過重新定義和協商的民族主義,促使他們這個世代,打破了過去的政治冷漠和「無根」心態。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識」便是在這複雜的文化與政治地貌下出現。

五、火紅年代與香港歸屬感
「保釣運動」的其中一個後續方向,是脫去右派文化民族主義的反共精神,把祖國情懷重新嫁接到親共的民族主義,發展出新一代的親中共「國粹派」青年。但對中共較有批判性的學運青年,則把中文運動及保釣運動後激發的關心社會熱情,凝聚成深入社區基層,爭取改善居民權益的居民運動,使香港首次出現了深入到香港本土社會基層的政治運動。他們自我劃定為學運當中的「社會派」,他們介入基層社區的實踐,上承了葉錫恩等老一輩的本地改良主義社會改革傳統。在這第一波「本土意識」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在殖民體制底下,本土意識的萌生需要直面殖民主義的現實,不能訴諸無處落實的中國悲情,但既然要挑戰殖民主義,也仍要寄託於某種中國民族主義的華人族群意識。

在落實為究竟是要直接投入現實中的「紅色中國」,還是介入香港本地的反殖民鬥爭的問題上,學生運動出現了重大的分歧和爭論。一九七六年四人幫的倒台使「國粹派」在社會運動中消失。而「國粹派」盲目認同中共的錯失,也激發了學運的後繼者對中國民族主義更徹底的批判。七十年代的激進派社會運動,托洛斯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十分顯著。他們把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視野推向全球,超越國族。而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及「反文化」運動,也以稍微滯後的方式大量引進香港。香港青年一代也在這個年頭受到台灣的自由主義反對運動、中西文化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而文革末期極左派紅衛兵逃港,揭示了文革的陰暗面,也傳播了一種有異於官方毛澤東主義的另一種激進批判。從這些異類的激進主義思想資源中,香港新一代建立了一種重新審視現實中國的視角。

在這個既有意識型態急速崩解的年代,如何重新理解香港應面對中國,及在中國的大背景下思考香港的位置與角色,成為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大思想挑戰。受到七十年代末「北京之春」民主運動與魏京生所提的「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化」的主張影響,香港新一代修正了純屬感性的中國認同,也拋棄失敗了的意識型態,但仍期望以更有批判性的方式自我定義為可以藉香港的特殊地位來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這種複雜的中國認知一直延伸至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正式進行的談判,影響了部分積極分子,以支持「民主回歸」的方式面對中國在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主權的現實。也就是說,他們認定殖民主義沒有維持下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香港人也擔心共產黨的專政會破壞香港,在沒有其他更有實現可能的另類選擇底下,用建設民主制度來保障香港的未來發展,應是最佳的選擇。而本地民主的發展,也正好可以平衡甚或克制過往殖民體制產生的社會不公義,發揮香港人在殖民時代結束之後的主體參與精神[6] 。可是,無論是否贊成「民主回歸」,在八十年代初面對香港前途危機時的本土意識,其實都十分薄弱,無論哪一種主張都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政治行動力。民主回歸只是少部分論政團體的觀點,除在大專學界較有熱烈討論之外,在社會上並無廣泛回響[7] 。而其他立場的論者,包括維持現狀、聯合國託管、主權換治權論、續約論及零星的香港自決論,除了以文章抒發意見,都沒有推動過很有組織規模的集體抗議行動。歸根究柢,香港人當時還是活在殖民政府竭力維持的高度的「非政治化」狀態之下。而且,雖然大部分香港人當時都對中共「收回香港」深有恐懼,但對於香港華人的「中國人」身分,香港原來是中國擁有的地方,都絕少提出徹底的質疑。

事實上,在整個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也努力建造一種非政治化的「本土意識」,來面對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暴露出來的社會危機,和政府與市民間之間廣泛出現的疏離感。最近的研究也證明,七十年代初英國已經判定香港最終要交還中國,所以開始積極準備「非殖民地化」政策。殖民政府較從前更積極主動地建立這個晚期殖民政權的認受性,例如推行廉租屋計畫、新「衛星城市」的開發、建立廉政公署切實剷除貪污等。而與此同時,政府也不時通過提供集體娛樂節目,如「青年舞會」、「香港節」等,強調建立「香港市民」的「歸屬感」。可是這種「香港歸屬感」雖然有意建立一種有別於中國的城市市民身分,但也小心翼翼不去讓香港人萌生香港人是「英國子民」的感覺,因為當時英國已決意防止香港人將來以英國國民身分大量移民去英國。

而為了減低殖民地社會內部華洋族群矛盾,殖民政府逐步實行公務員本地化,減少洋人占據政府領導職位的數目,提供本地華籍公務員擔任部門最高職位的機會。這一系列的改革雖然並沒有觸動殖民地的基本統治架構,只是在「諮詢式民主」旗號下舒緩社會的對立,更遑論承諾建立具市民認受性的民主自治政體,但已對推動香港成為一個有別於中國的政治共同體奠下基礎。問題只是,這項準備英國人「光榮撤退」的工程,香港人是在不被知會,也沒有權參與的情況下一步一步推進的。香港社會只是在有限及被框定的範圍內建立起對這城市的「歸屬感」,但卻無法通過任何正式機制去表達出自己的集體意志。所以,這也只是一種「被動的接受英國人離去」的「晚期殖民」計畫。而這個打造「香港人身分」的計畫,是刻意地以「非政治化」的政策,將香港人型塑成一種只顧經濟成就,不理政治的經濟動物,並由此而為「香港身分」做定位。事後證明,這種非政治化的香港歸屬感,最「成功」的地方是令香港前途談判出現之時,香港人都失去了自發參與的行動力,任由中英兩國擺佈[8] 。

六、大香港主義與「比中國還要中國」
當然,按照民族主義者的理解,「香港人」這身分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香港的華人都應該是中國人。這是當時社會上左、右兩派都分享的共識。可是,七、八十年代急速地在香港發展的流行文化,卻積極地參與塑造一種具備本土特色的,有異於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國家認同的本地文化。只是這種本地文化所承載的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明確尋求政治自主的意識,而是充滿政治上的不滿,但又對政治往往無奈的「小市民」犬儒主義。這種犬儒主義一面嘲弄政治忠誠及道德文化上的嚴辭偉論,但又承載了很多對現狀的不滿,並且在經濟成就的基礎上,建立小市民式的自豪感。塑造這種小市民意識的最大力量,莫過於當時剛剛引入的無視電視廣播。以香港「無視電視」在晚上黃金時間播出的綜合娛樂節目「歡樂今宵」為中心,電視工業快速地成為七十年代型塑香港人意識的工具。一方面,以抒發民怨為目的「諷剌時弊」,塑造了某種香港社群的共同體想像,但政治上的集體意識又被節目中娛樂的形式及內容所迅速置換。它一方面將當時相當缺乏的電子公共輿論平台,安插入娛樂節目,吸引觀眾產生共鳴;但另一面又以娛樂節目的形式,消解公共事務討論所產生的衝突。調子是歌頌好人好事,經濟成就,不斷強調香港人以安定繁榮為最高價值。它安排了每晚百萬觀眾的生活節奏,以餘暇消融政治,與殖民政府以非政治化的經濟動物為形象建立的香港歸屬感相互配合。

不過,這種以大眾文化為本的本土文化,也漸漸擴闊,包含其他形式和潛力。一方面是充滿感官剌激的大眾電影、雜誌之類的商品文化,但另一方面,這種環繞庶民生活來建立的普及文化,也反映了香港生活的獨特感性,包含著香港城市能匯聚各方文化資源的駁雜特質。不過更重要的是,新的香港普及文化,漸漸脫離了來自傳統中國,及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的大中國想像。香港發展出獨立於兩岸中國文化想像的香港本土文化,最具體的表現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香港電影市場上國語片與粤語片的市場份額此消彼長之上。七十年代行銷東南亞各地華人市場的國語片,大半的製作充滿中國文化的內容,民族主義的意識。它們挾其規模製作、先進科技的優勢,一度雄霸香港電影市場,淘汰了以舊式道德教化為內容,以本地廣東話族群為觀眾對象的粤語片。可是與香港生活實況息息相關的粤語電影,透過八十年代「新浪潮」及走普及路線的「新藝城」創作,重新反攻電影市場,最終取代了國語電影,使電影院成為型塑新一代的時代及城市感性的基地。新的香港電影重奪香港電影市場並行銷海外。這標誌著一股強有力的本地文化浪潮,在八十年代漸漸邁向高峰。這個巨大的市場逆轉,標誌著戰後嬰兒潮一代,大肆展現及鞏固他們這一代的本土意識。可是,這種本土意識在萌生出一種在家國之外的獨特城市文化視野之餘,並沒有在「城市經濟人」之外孕育出更有明確政治價值的香港身分。相反地,這時期的本土文化所建立的,大體上是一種「小市民意識」。它對香港人的靈活、機智、不墨守成規等小市民性格的歌頌,逐漸建立了一個新的香港人自我形象,以「經濟人」身分、功利主義和實利主義而建立自豪和自信。

當然,這種對香港生活和香港人自身充滿自信的年代,亦是香港在七十年代金融投機經濟快速增長,以及中國局勢變化的產物。因為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的去世,四人幫的倒台,中國走上開放改革之路。社會主義神話破滅,港式功利主義、實利主義變成一種被證明「成功」的意識型態。香港一向奉行資本主義,並取得戰後繁榮成果。中國在八十年代回過頭來要重新引入資本主義,顯得香港已走在中國之先,並可以反過來成為中國大陸要南下吸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地方。穿越過去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漫長的受中國民族主義及反帝意識型態支配的歲月,香港在八十年代好像重拾了它的傳統角色,回到舊日由雙重效忠的買辦主導的年代,站在領先的地位去為中國的開放改革服務,但亦同時從中賺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八十年代高度發展的本土意識也是以經濟為主軸,形成為一種帶高傲心態的「大香港主義」,視大陸人為文化相對落後的「他者」。和早期殖民主義時期一樣,這種香港人身分也是毋須與中國切割的,因為它不會被視為與中國人的身分互相排斥。

政治上,八十年代初前途談判曾經一度帶來香港人的恐慌,但「一國兩制」漸漸為更多的人接受,因為當時中共高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將來會作為對台灣起示範作用的「示範單位」。這亦使得八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識」與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殊部分的民族主義立場並不矛盾。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悲劇雖然打破了這一波本土意識中中國與香港關係在想像上的完美平衡,但「六四」強化了的並不是把中國排除在外的香港本土意識,反而是加深了不少香港人心中的民族認同,認為中國與香港命運一定是連成一體的。八九民運和六四創傷不單只是中國的事情,更具有不可忽視的本土意義。這種本土意義並不全然在追求民主的目標,而是為當時不少香港人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覺醒,也提供了一種關於香港身分的敘事,恰好針對著過去香港身分中那份「政治」缺席的無力無奈,港人經濟動物形象的自誇與虛浮。這種透過活得「比中國還要中國」,熱切地想參與改變中國的政治熱情,雖然在六四震盪的幾年後逐步消散,但它的餘溫仍然維持,支撐著香港支聯會每年主辦六四悼念,直至今日。在這裡,我們也可察覺,香港本土政治主體意識的成長過程中,與中國因素的複雜和糾纏關係。

六四是把香港人從殖民地型塑的政治冷漠、五十年代難民心態和七十年代經濟動物意識中喚醒過來的重要時刻。如果說任何歷史主體性的形成,一定要透過一個創傷性的集體經驗,以激發一種有道德意義的集體團結感覺,使社群團結能超克自利無根的飄泊個體,那六四就是香港歷史主體型塑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以某種中國人身分認同為激發點,但因為香港是唯一一個能夠將毋忘六四堅持作為自身使命的地方,六四記憶就成為孕育本土政治意識成長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成分,有了它對「香港人」身分的特殊意義。當然,因為八九民運畢竟是一個香港人以「支援者」身分參與的運動,六四悼念也在香港面對一九九七年「回歸」的過程中,以某種「異見式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呈現,局限於展現香港作為中國不可降服的「內部批判者」的策略,有自我羈絆於某種「大中華情意結」的傾向,但它並無礙於香港人自九十年代開始,重新審視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香港文化主體性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

七、香港即世界:本土意識第二波
在整個九十年代,與上面所說的這種批判性的民族意識一起出現的,也是香港人對自身社群命運的一個巨大的疑惑及警號,因為六四發生在一九九七年之八年前,當時香港人正快速地邁向「告別英國」/「成為中國人」的那一天。當六四屠殺發生的頭幾年那些凝重的日子過去了,文化界就爆發一波反思、探索及鞏固本土文化的熱情,和對香港身分的嚴肅思考。無論在創作成果還是理論探索方面,關涉本土文化過去未來的議題和討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當時這一波探索本土意識的熱潮,對香港文化和香港身分最為一致的態度就是拒絕大中國民族主義對香港歷史和文化的貶抑和輕視。從引入大量的「後殖民」視角來評價創作,到自豪地肯定香港文化的混雜性;再由自我確認香港文化的城市特質,對「邊緣」視角的認定,到對香港式普及文化的反抗及顛覆潛力的讚許等等;文化界對香港文化的回顧與反思,其實都是一種對君臨香江的未來中國勢力一種強烈的反彈。在這個時期,本土意識被認定為是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所應具備的世界主義性格緊密地連結起來的,所以,保衛本土文化精神,也就是保衛它的開放性、多元性、跨國性和反思性。因為當時不少人都認為,只有保持香港的跨國性和開放性,解構民族主義的大論述,免受民族主義的權威所吞噬、消滅,方能使香港珍貴的文化遺產,在回歸中國之後也得以保護和繼承。相呼應的是,除了政治上強調要全面在香港落實普世價值,也要加速建設多元、活潑的公民社會,加強公民教育,保障新聞自由、學術自由。

很明顯,在這種可以稱為第二波的「本土意識」追尋中,本土身分是相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而建立的。這一波對本土文化的反思和評論,首次地針對中國和香港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關係做出批判性的檢視。香港「中國人」的身分首次被評論人從舊有的政治民族主義,甚至文化民族主義傳統中抽離出來,拒絕接受將香港視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地方分支,也拒絕用中原文化的標準來貶抑香港文化。對香港文化的肯定,也展現在否定再用「文化沙漠」、「中西文化交匯」這些古老的陳腔濫調去表達香港。

在否定用大中國觀點去評價香港的同時,香港文化界也警惕和批判來自大陸的中國學者,試圖以中國中心的觀點去為香港編寫歷史,強調香港學術界要發展以香港為書寫主體的批判視角。可是,究竟何謂以香港為書寫主體,何謂香港人史觀,也引起質疑和討論。一方面是對本土視角的迫切需求,但另一面也是對何謂香港「本土性」的無盡問號。在這個問題上,九十年代參與這些討論的香港學者,並不標舉一種封閉的、本質主義的、或原生主義的本土觀。因為他們也警覺那種本質主義的本土觀只是他們希望批判的本質主義中原文化觀的倒映,也認識到這種本質主義的本土觀與香港的歷史經驗並不吻合。他們在肯定本土性不應屈從於中原中心的民族主義觀念的同時,更重視香港文化如何有創造力地積極利用其「邊緣性」、「夾縫性」和「跨國性」,他們更重視的是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混雜性」和「顛覆中心思維」的潛力。他們小心翼翼地既肯定亦批判香港的「國際性格」、「商埠特質」、「雙重意識」甚至「買辦傳統」。方法上,他們借助於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以解構民族主義的中原中心霸權,但也誠惶誠恐地自我批判欠缺自省能力的本土主義或大香港主義。他們認識到這個世界充滿形形色色、多層次、及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各種霸權論述的狡獪和危險[9] 。
九十年代的這波「本土意識」探討,不單力圖彰顯獨特的香港文化身分,更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不再停留在泛泛地羅列香港文化的特徵,更主動地分析香港文化的生成過程,與相關的文化資源的傳承與分離的關係,更以自我與他者的複雜關係,探討香港、中國和世界的關係。而雖然這些探討並沒有扣連上直接的政治行動,或意識型態的主張,這些討論和創作上的探索有著明顯的時代迫切感和實踐意識,亦貫穿了一種為這個城市的世界主義性格奠定論述基礎的精神,也為「回歸」後本土意識的發展奠定了一套基本的思路,建構了一種話語,為日後文化介入政治做了思想準備。

八、文化起義與八十後世代:本土意識第三波
事實上,九七過渡之後,政治主權的移交已成定局,但文化仍然是一條每日在爭持角力的戰線。因為雖然基本法訂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但中共並未真正放心讓香港實行高度自治,而是不斷運用各種力量滲入香港的各個環節,培植對其忠誠的「愛國愛港」力量,排斥對它有批判和敢發出異見的聲音。基本法的設計原來已經是體現著分而治之的殖民管治原則,設置了各種關卡,以防備港人集體意志的形成,政治上有利於中共去操持香港大局。可是,由於缺乏管治認受性的政府體制先後惹來多番的政治危機,中共更日漸拋開不干預的面紗,日益明目張膽地親自介入香港政事。可是,不滿的聲音未有一日止息,抗議風潮此起彼伏。建制力量認為原因是政治上雖已回歸,但「人心尚未回歸」。於是,文化上要做到令香港人忠誠順服便是所謂「文化回歸」政策的根源。如何透過控制傳媒、掌管教育、規限學術,打造忠誠於中共政權及其政治觀、歷史觀及其他意識型態內涵的文化環境,便成為回歸後香港文化政治的焦點。第一任特首提出建立西九文娛區計畫,香港的文化藝術界破天荒地投入,發動所謂「文化起義」的連串抗議,要求以地產發展主導、用文化發展來包裝的西九發展計畫「推倒重來」。這場運動後來更配合了二零零三年因為推行國家安全立法的「23條」爭論,為政治冷漠的文化藝術界點燃了回歸後的文化政治角力。

直至二零零三年七一回歸日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香港湧現了大量對現狀不滿的青年人,這是一個他們一出生香港便走在「回歸」路上的新世代。這個世代在二零零三年的大遊行中獲得了他們的政治啟蒙,也感受到他們是活在一個他們沒有權利去選擇的不民主政治體制下。他們對作為特區新一代,被賦予當「香港的中國人」的國家身分原本沒有太大異議,就算有也只是和其他年長一輩的人一樣無奈接受。但對於基本法二十三條一旦成為法律,政府即可以國家安全為由剝奪他們的自由,監控他們的生活感到十分恐懼,他們更加對北京中央多番透過「釋法」打擊香港落實民主改革的意願非常反感和失望。這個世代的青年人尖銳的感受到,香港政府無論是由誰當特首,都只會聽從北京的旨意行事,與他們的願望和切身感受有巨大的疏離。

政治上的不滿亦延伸至廣泛的對整體社會現狀的不滿。他們對城市的發展方向均由地產商支配,一切以發展主義主導的狀況反應十分敏感。他們目睹城市的舊區舊物快速消失,鄰舍關係被徹底破壞,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愈來愈沒有空間,日常生活亦失去了選擇。這一切令他們產生不了可以安心以此地為家的歸屬感。他們要說出新世代的價值選擇,並主動去重申應有主體的權利去決定這個城市的未來方向,拒絕接受上一代被動的生活態度。這些上一代僅僅視香港為機會之都,以官方版本的「獅子山下」故事,來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將本土意識簡化及扭曲為純粹為謀生而奮發拼搏,最終出頭的故事。回歸新世代對家園歸屬感的追求,構成了新一代本土意識的內涵。這種本土意識所界劃的「他者」既包含全球資本主義的力量,也包括壟斷香港政治命脈的政治經濟結構、官商勾結體制、地產霸權,以及高高在上操控香港的國家機器和既得利益建制。

他們不滿當權的政府,建制派的保守勢力,也不滿香港的政治反對派,因為這些以嬰兒潮一代為骨幹的反對派(泛民主派)已經僵化,並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去帶領有效的政治反抗運動,而是安於當一些忠誠的「泛民」小政客。所以,他們試圖在既有的有限民主體制之外,突破香港政治發展的困局,透過一些比以前更激進的社會運動方式,發出他們這個世代的呼喊。他們感受到這個城市正在日益變得陌生,所以他們發自內心的,高呼要為這城市重拾它失去的靈魂和價值,在一些原來沒有政客及傳統社運界關心的城市建築及環境保育問題上,打開新一類城市社會運動的缺口。從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的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的運動開始,到利東街的反遷拆,以至二零零九年的反高鐵運動,香港開展新一輪(第三波的)本土意識的熱潮,並且點燃了一場全新的本土運動。

這一波的本土意識追尋,明顯地有著「回歸新世代」,亦即由「八十後」擔綱的色彩,所以和相若時間的世代矛盾討論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無論是作為掌權者的政府官員,還是主流泛民政黨在運動中的被動角色,都被青年運動參與者抨擊為舊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保守主義。他們以香港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眼光看待新一代的價值觀,不了解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並不能被還原為經濟上欠缺流動性和「上位」(出頭)機會的抗議,而是要展現一種「後物質主義」的新價值觀。因此,他們並不像上一代的「泛民」政客及社運利益團體一樣容易被建制所分化及吸納。他們要突破遺留至今的殖民主義式的政治遊戲,因為這些遊戲只會吸納和收編反對的聲音。因為回歸後香港政制為了分化反對力量,正是透過層層疊疊的所謂「功能團體」機制,以利益收買和籠絡的方式讓中共可以操控大局。

九、集體回憶與中港矛盾
為了動員還未被利益分化體制所收編的支持力量,這一波「八十後」的新社運還大力動員文化力量,召喚香港原來在巨大無力感下消極的懷舊情緒,轉化為積極的守衛文化歷史記憶的力量。正因為香港在新舊的殖民體制下,要不是根本缺乏歷史教育和歷史感,就是只單向灌輸一套陳腔濫調的官方歷史,這使得追尋被遺忘的歷史及集體回憶,變成一種開發新的政治能動性的來源。這種由文化推動的新政治得到文化界、新聞界和藝術界熱烈的支持,使這一輪本土意識的推展十分迅速。「八十後」以重寫殖民歷史記憶作為社運動力,逆官方民族主義論述而行。這些以古蹟保育,爭取保留殖民時期的民間記憶的運動,也引來建制派的恐慌,斥之為「戀殖」心態。但爭議既然展開,有關殖民時期香港人的感受和經驗,便隨之而突破民族主義的官方框限,在重估殖民過去中帶出今昔之比,從一座舊建築的保衛,到懷念殖民歲月的人情、生活和消失中的制度和舊有規範。這種情緒慢慢被一種全面否定後九七現狀的「抗陸」論述所吸收,這已不是原來運動的組織者所可以駕馭的廣泛社會情緒。在反皇后碼頭拆遷運動中,抱城市運動目標的社運推動者,召喚多元種族共用皇后碼頭的庶民記憶,精神是多元文化主義的本土觀念,批判殖民史觀及後九七的發展主義乃單一排他的社會邏輯。但在反高鐵運動中,反發展至上的觀念已經碰上反對中國與香港過快地融合的問題,「中國與香港關係」與反對不民主的基建規劃,同時成為運動激起的課題,聚合了駁雜多樣的支持力量。

而在反高鐵運動集合了前所未有地多的社運組織包圍立法會之同時,互聯網上已開始流行譏諷過多來自大陸的「自由行」遊客為「蝗蟲」的「惡搞」(諷剌)影音創作,及大量轉發大陸遊客在香港隨街便溺的照片。反高鐵運動結束後的幾年以來,對中港過速融合的憂慮,終於使本土意識的追求發生了方向上的大逆轉。二零一二年廣東道一所名店前發生拒絕讓香港人拍照,但讓大陸遊客拍照的事件,激發有反大陸豪客情緒的網民反彈。在網民號召下,發生了連番抗議示威及集資在報刊刊登全版「反蝗蟲」廣告的事件。而文化評論人陳雲亦在相若時間出版他的著作《香港城邦論》,論述他鼓吹香港要進行族群政治,全方位反對大陸人入侵香港的右翼本土論說。自此,香港的本土意識追求便由重寫殖民歷史的、非排他的多元文化左翼立場,讓位於明確地以激化「中港矛盾」作為新的抗爭手法的右翼路線。

這一兩年來,連番出現了大量可歸類為「中港矛盾」的社會衝突,包括大陸「自由行」來港的大陸遊客過多、開放大陸汽車來港的「自駕遊」恐慌、父母均非香港人的「雙非嬰」令本地孕婦分娩孩子的床位嚴重不足、走私外國嬰兒奶粉返內地導致香港奶粉供應出現短缺、「雙非兒童」來港就學令本港學童學位不足、梁振英酌情聘用了居港未足七年且有共青團員背景的人為特首辦助理、有大陸學生被懷疑在課堂強行要求老師改用普通語授課……等等。這些「中港矛盾」的事件廣泛地引起關注和討論,矛頭直指已成北京傀儡的梁振英政府,以及香港根本沒有向中國大陸說不的權利,「高度自治權」名不符實的現實。人們對已經超負荷的「自由行」人數,及在大陸居民移居香港問題上,香港並沒有審批權的事實,產生愈來愈多的不滿。他們更關注到各種基礎建設,新城鎮發展計畫,以及區域經濟重組的各種構思和政策,香港人大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規劃」。而文化上,普通話和簡體字有慢慢取代香港原有文化習慣,成為新的文化霸權的趨勢,大專校園也出現大陸研究生比例過高的憂慮。這種種風波令人擔心,香港不單在政治經濟層面上失去自主性,政府失去面向市民的民主問責性,也會使香港的獨特文化消亡。在這背景下,「反陸抗中」的本土主義便蔚然成風。

在這些林林種種令香港人不安的問題下,各種「反陸抗中」的論述紛紛湧現。當中包括上述的「城邦自治」論和香港自決/獨立(廣義的「港獨」)論。雖然兩者潛存著重大的價值和理論的分歧,但他們都樂意以「本土主義」作為共同的旗號和目標。因為「本土優先」是他們的共通原則,他們也認為只有本土主義才能激發出可以突破當前政治悶局的情緒化抗爭手法。這套新的右翼民粹主義,既否定了一直以來主流民主派政客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言穢語)」作為抗爭手法的底線,也拋棄了各個傳統的社運團體及民間組織所習慣的社會運動方式。他們甚至認為早前由「八十後」所開拓的運動,也都受制於各種原因,使鬥爭手法和鬥爭目標都處處自我設限,無法爭得真正的勝利。這種種以鼓吹利用極端表達方式來推動的本土運動,特別利用了網絡上新建的新媒體平台,捲起一陣又一陣的風潮。在網絡世界上,除了對傳統「泛民」派的攻擊外,也掀起了幾波「左翼」與「右翼」的對抗,形成新的對立和分歧,不時吸引了正規媒體的關注。

十、重返華夏還是去中國化?
不過,一如發生在很多其他西方國家相類似的極右民粹主義反移民運動,這一階段的右翼本土主義運動參與者的成分和目標都非常駁雜,難有一貫理論分析和明確的鬥爭目標。當中,主要分為香港獨立派和城邦自治派。

事實上,追求香港獨立的聲音,既沒有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出現,在邁向一九九七年的「過渡期」以至「回歸」後的頭幾年,「港獨論」也都沒有成為氣候。原因除了當時普遍香港人並不視中國人身分是互相矛盾,並且有頗強的中國民族意識之外,也因為香港媒體慣性地都有自我審查違反大一統主張的習慣。例如報章普遍都視台獨、疆獨、及藏獨為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香港獨立的主張更被視為奇談怪論。但如前所述,自九十年代開始,質疑中國大一統的思想,漸漸開始萌芽。這些聲音往往迂迴地首先表現在如何看待台獨運動、台灣自決訴求的態度上。但是,在公共論述的領域,形勢是相當一邊倒的。那些表達反對大一統的少數人,只要表達一下認為台灣人有「自決」其前途的權利,立即會受到各方的批評和攻擊。當中最主要的反對聲音來自親中共的左派勢力,但親國民黨的右派及香港的民主派,有時也會加入批評。其中一個知名的例子就是《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作者鍾祖康。他在二零零零年因為發表文章支持台灣人自決前途,就受到一百多篇批判檄文的攻擊。另一位評論人馬國明在二零零四年也只是在一篇文章簡略提到香港「政治自決」,也引來連番批判。不過,雖然當年出面聲援馬國明的人並不多,在網上也首次出現了一個名為「我是香港人連線」的群組,姿態相當激進地將香港視為被中國吞併,並提出香港人要自決前途的主張。可是,這些零星組合後來在政治上並沒有進一步的迴響。直至二零一一年,自決論和港獨思想才再次借助新一波的本土主義風潮而再現。當年互聯網上零散地出現對大陸人反感的訊息,後來更凝聚為一個名為「香港本土力量」的群組,積極地推動反大陸人的「反蝗蟲」運動 。

除港獨之外,陳雲所鼓吹的「城邦自治」論則拒絕以爭取香港獨立為目的,反而是以一種「香港遺民」的論述去述說一種名為「城邦自治」的政治遠景。他一方面強烈批判香港主流泛民為「離地中產」(因為他們擁抱西方「普世價值」,所以被斥為美帝代理人),又攻擊社運分子為「左膠」(因為他們只識人人平等、反對歧視的「政治正確」),皆因他認為兩者都分別中了「大中華情花毒」,所以同是禍港罪魁。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保衛香港這「遺民族群」免遭赤化,目的不在令香港脫離中國,而是為了要保存香港為將來復興「華夏文化」做準備,因為只有香港才保存了未經中共摧毀的真正華夏文化。他預期中共一定會崩解,到時城邦自治便有實現機會。在遙遠的將來,香港可以加入某種統合「中華世界」的邦聯。

這種既要與中國脫離,又要宣稱真正地承繼了中華文化道統的主張,實在帶有冷戰年代右派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影子,他們當年也是既反西方也反共。再者,陳雲與反共新儒家同樣心儀一個消失了的中國,同時全面否定現實中的中國,而且也一樣寄情於將來以文化反攻大陸的遠景。不過不同的是,五十年代的新儒家埋首於心性之學,道德教化,但陳雲卻絕少在著作中徵引「新儒家」學說,而是以政治道術和「現實政治」的謀略家(「國師」)而自豪。他的未來政治藍圖甚至將香港自比為「帝國」,稱香港應該透過殖民(或租借)與香港接壤的周邊地區來輸出自身較優越高等的文明。這個帶有一種逆向的霸業宏圖在背後的思想,或者更多地是承繼自古代亞洲諸國先後抱有的一種「小中華主義」。這些在中原周邊的較小民族,也有一種「華夷變態」的理論,用中原的中華文化被破壞為理由自命復興中華文化。

在自視香港為「比中國更中國」的態度上,陳雲和他要攻擊的主流泛民所持的「異見民族主義」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只是他認為後者將香港發展族群自保的急務,讓位於支援大陸的民主發展是沒有希望的。相反地,他為了一種需要不斷延擱的「反攻大陸」的想像,顛覆了民族主義視所有成員為平等國民或「同胞」的現代價值觀,反而以「文明」高下來解釋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分別,間接訴諸香港人殖民經驗中(自身代入英帝事業的)「開化蠻夷」的使命感,與一百多年前買辦階層的文明優越感隔代呼應。所以,城邦之論一方面召喚著一種沒有冷戰環境的冷戰反共鬥士精神,另一方面也召喚一種沒有了大英帝國的「高等華人」文明優越論。而這種形象和意志,是以一個只存在於未來的華夏中國為目標。

究竟香港的本土意識應否與中國徹底割裂,在陳雲身上可以見到這種強大的張力。不過,他的激進「反蝗」主張,鼓吹「勇武」族群抗爭的言論姿態,的確在過去一段時間,吸引了不少懷有強烈反中國情緒的人支持。因為無論是「港獨」派還是「自治」派,都對族群對立所能掀起的動員情緒力量有相當的寄望。可是,兩派理念實際上是南轅北轍。因為,陳雲不斷強調以復興華夏為目標,被港獨派視為還是不能脫離「中華情花毒」。因為不少有反大陸情緒的香港人,心態上其實並不單只是希望政治上遠離中國,也要遠離中國文化。例如,對中國文化的批判不遺餘力的鍾祖康,就大力批評陳雲的城邦自治說只是一個騙局。他認為,如果香港人委屈地自命為道統傳人,以中國文化傳承者自居,也是與真正想把香港拯救離開中國文化大染缸的目的背道而馳。不過更重要的是,在港獨論者眼中,陳雲的城邦自治其實並無具體目標(而陳雲本人也曾坦承,城邦自治其實只是為了落實一國兩制)。在港獨論者看來,為了所謂城邦自治的鬥爭,其實只是一場虛幻的戰鬥。

然而,相對來說,抗陸拒中所帶動的潛在港獨欲望雖然普遍,也更為貼近實際上與中國傳統文化愈走愈遠的年輕一代真實的心情,但是港獨派在組織上更為鬆散,不斷產生內部分裂,也沒有發展出詳盡的理論。[10] 而整個反蝗版的右翼本土意識和運動,至今仍然環繞在書寫有強烈煽動性的陳雲一系。原因可能是,城邦自治的訴求其實十分空洞,勇武亦沒有定義,難言如何才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這系列的本土族群主義行動,根本沒有一套一貫的關於何謂「香港人」的定義[11] 。但弔詭地正因如此,卻可以令附從者分享那種民粹式批評修辭帶來的亢奮,抒發生活被「大陸人」這個「他者」形象不斷擠壓所帶來的不滿。而正因為這「他者」不能定義,永遠在含糊狀態,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擴充其內容,抒發不滿情緒[12] 。至於「華夏中國」是否只是狂想,「城邦自治」是否是一個烏托邦的故事,根本就不重要[13] 。相對而言,高舉香港獨立運動的旗幟,並要化為具體可行的綱領,而非只是讓讀者飛馳其文化歷史想像的(半)文學式寫作,乃是一件代價十分高昂,成事機會極之渺茫,回報亦十分不確定,道路也更加艱難的選擇。

族群民粹主義在過去幾年,竭力以攻擊溫和泛民主派及左翼社運為目的,並試圖將香港民主運動的低迷和挫折,歸咎於兩者的大中華情意結,稱其出賣香港族群的利益。他們被指責為視本地爭取自治和民主運動必須屈從於「建設民主中國」的空洞和必然失敗的訴求下。這些批評更多番攻擊這些運動每次都是最終妥協,實質是幫助了中共「維穩」。為了把香港命運和「無可救藥」的中國切割,二零一三及二零一四年兩年的悼念六四晚會都受到不同方式的攻擊,攻擊者認為主辦悼念六四的燭光晚會長期以來都是「大中華派」的泛民政客撈取政治本錢的把戲。於是,有呼籲香港人忘記六四這發生在「另一個國家」的事的主張,也有人提出要以國際主義、人道主義取代以「民主愛國」為主調的另類六四紀念,更有人主張要把悼念六四納入本土反共的議程。二零一四年在尖沙咀就有人主辦一個以本土反共為主題的六四悼念晚會,並攻擊依傳統在維園舉辦的六四晚會,指稱參與維園集會的是「中國人」,參加尖沙咀集會的才是「香港人」。這項爭議遂成為本土族群主義和香港二十五年以來悼念六四的傳統最直接的決裂和較勁。結果,尖沙咀集會有數千人參與,而維園集會仍有十多萬人參加。總體上,今年參加悼念六四的香港人以破紀錄的方式上升,放下六四包袱的倡議顯然並沒有效果。而另起爐灶的本土反共六四悼念,與其實已成本地傳統的維園晚會支持者的比例,亦一目了然。這亦間接說明,主張香港全面與中國問題切割的那種族群主義所獲得支持的程度。

十一、普選、「占中」與本土意識
上述自從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以來第三波本土意識的蓬勃發展和產生的爭議和混亂,皆與中共偏離了原來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愈來愈遠的大趨勢有關。二零一四年六月中國國務院公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坦白地展現了過去十多年以及在可見未來,中共如何以「以我為主」的原則,大幅收緊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承諾,試圖扭轉和修改一直以來香港人普遍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理解。中共之所以拋棄三十年來一直保持的懷柔統戰的姿態,明白亮出要君臨天下的架式,當然與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改變相符,而且也與要在二零一七年落實香港特首的普選有關。中共所能容忍的是一個事先能保證結果在操控範圍之內,先行「篩選」、再交一人一票的所謂「普選」制度。這顯然是一個玩弄假民主的把戲,也是對三十年以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抱有信任態度的嚴重嘲弄。

回顧三十年前,大部分香港人無奈地接受移交主權的命運,但基於對中國開放改革的憧憬和對以香港作為對台統戰的「示範單位」政策有信心,八十年代中後期的香港人漸漸接受回歸,並積極以爭取普選行政及立法機關成員的「普選運動」,作為迎接「港人治港」時代的回應,並且視之為邁向後英殖時代,建立香港主人翁身分的體現。基本法寫下了一個循序漸進的民主發展進程,以二零一七年為終點,達致普選。但這許多年來,中共三番四次在民主發展步伐上與香港人的普遍意願發生衝突,也導致民主派內部的大分裂,並激起上文所分析的激進本土主義。面對這種以民粹式動員為特徵的本土主義,民主派政黨的領導權威和團結性快速瓦解,公民社會亦束手無策。

不過,二零一三年由無黨派的法律學者戴耀廷發起了「占領中環」運動,設計出一個結合商討式民主(台譯「審議式民主」)、全民投票及公民抗命(台譯「公民不服從」)幾個主要環節的反抗運動,務求施壓中共接受一個保證人人有平等被選舉權的方案,為香港深陷困境的反抗運動帶來一種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占中運動較以前日趨被動的民主運動進取,公然宣示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來爭取「合乎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修正了過去只是爭取跟中央溝通和談判的過分溫和路線。但另方面,針對內部撕裂為不同部落、日益互不信任,深陷無止盡的左與右之間派性爭抝的狀況,占中運動設立多重的商討和投票機制,意圖以討論、協商、投票等運動內部的民主,去平衡民粹主義互相攻擊和減低過度情緒動員的傷害。在運動籌備的漫長過程中,占中運動所展現的中產階級理性溫和的政治風格,雖然並未能平息社運和激進政治黨派的批評,失望和懷疑的態度同時來自社運內的左翼及右翼,但是,這些持不同判斷的多種力量,亦沒有提出過任何更有效的方法,去呈現香港人執著於實現公平普選的意願。占中運動作為這一階段民主運動的焦點目標,因而得到默認。
佔中運動揉合公民抗命的想法,以及商討式民主的理念。既是增加談判籌碼的姿態,也是一種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無疑地,這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式創新。可是,因為香港正處身於對溫和改革已絕望,但激進的革命條件卻也遠未成熟的中間狀態,占中運動自然而然地成為唯一能聚合困局中的反抗力量的中心。二零一四年六月就占中運動應支持哪一個普選方案進行的全民投票,取得超過七十九萬投票人數的成績,也帶動了今年七月一日回歸日大遊行中重現二零零三年超過五十萬人參加的場面。而專上學聯和學民思潮兩個學生團體,亦自發地組織了有限度的所謂「占中預演」。行動導致超過五百位參與堵路的公民抗命者被捕,展示了一種新的公民集體行動方式 。

不過,雖然占中運動十分謹慎地遵行和平與非暴力的原則,但在中共眼中卻是大逆不道的叛逆行為。公民投票後,建制派勢力立即用盡一切手段以前所未見的集中力量推動一個「反占中」運動,其中不少手段,例如梁振英及一眾高官公然簽名支持,付「走路工」招攬大陸人來香港遊行示威等,破壞著香港優良的公民文化。這些聲勢不小,背後由親中派控制的運動,得到京官公開支持。他們違背了過去一直以來從未敢公然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習慣,公開撕去尊重香港自治的面紗。最後,人大更在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悍然宣佈一個不可能提供讓多元的不同政見人士可以公平競爭,讓中共可以毫無風險地操控選舉結果的「假普選」方案,把談判妥協的可能都堵死。而當學生團體宣佈動員罷課以抗議的時候,反占中的組織更設立熱線,徵求舉報學校內誰人敢膽煽動和鼓吹罷課。多番的抹黑造謠,以各種方式脅逼占中支持者退出公眾生活,關掉媒體,甚至公然讖悔。這一切都展示出,中共已不惜祭出以「群眾鬥群眾」的各種手段,威權主義的姿態,明目張膽地以威逼利誘的方式來鎮壓反對聲音。

從爭取公平普選特首的目標來看,占中運動無疑是無功而還。可是,「占中運動」的歷史意義,不全在於行動能否真正爭取到落實真正普選的結果。它的歷史意義,毋寧是在三十年來中港之間的政治共識全面瓦解的時候,為民主派遵從的「虚擬自由主義」實踐演出最後一幕的告別式。[14] 從負面看,它只是「民主回歸」理想終結的安魂曲,但從正面看,占中示範了一種重新找尋以保衛公民社會、公共文化為依據的民主運動動力的方法。它用進取的姿態,以和平、非暴力抗爭為原則,找尋守衛社群優秀值的團結基礎,抵禦來自內外的侵蝕力量。占中運動的設計雖然無法改寫由中共控制的香港大局,但它的推進過程,提供了一種有別於族群民粹主義和偏鋒式激進主義的另一種選擇。在團結了社會上追求普世價值和民主權利的進步大多數的前提下,「公民抗爭」的理念深入民心,重新定義了「守衛我城」的意義,成為重新塑造香港未來的反抗運動形式,以至孕育將來本土意識的其中一個基礎。

十二、總結:在族群主義之外
上文分析香港本土意識及族群政治的歷史,穿越了一百多年的時空,箇中勾勒出戰後三波本土意識熱潮互相之間承傳與超越的錯綜關係。本文對香港族群的歷史構成的分析,貼近晚近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將香港的本土意識和族群性視作歷史過程的產物,而非以羅列某種既有的族群特徵來定義香港本土族群。在這個視角下,我們可以見到在不同的時期,香港本土身分和本土意識都有不同的課題,面對不同的約制結構,也有著不同的「他者」,因而衍生出不同的本土身分和本土意識的形貌。正如Fredrick Barth指出,族群身分只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底下,通過群體互動,亦即通過選擇性地挪用一些歷史和象徵性的記憶,甚至發明一些傳統,方會產生標示出族群與族群之間差異的邊界。所以,我們不單可以指認出為族群成員所共享和傳承的文化記憶和象徵符號之間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也可以看見它們之間有時是互相矛盾甚至斷裂的。

在本文的分析當中,香港本土的族群身分呈現出一個複雜的面貌,它既曾有帝國與殖民權力留下的烙印,也有從殖民權力破繭而出的印記,當它要鬆開殖民權力的束綁,它也與不同時期的天朝修復/民族主義的事業交疊糾纏,你我難分。它們既是香港的歷史的真實傳承,也是未來族群認同發展的基礎。香港一百多年的過去,在帝國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徘徊,建立了一個獨特的城市,這城市慢慢孕育出一種可以值得驕傲的公民文化和各式各樣的公民實踐經驗。本土運動如果要補足社會運動從來欠缺的歷史感,以便在地的生產出這個公民共同體的歸屬感和具主體性的身分認同,就要批判性地反思及回溯這個共同體的演進和處理內外差異的經驗。只有這樣,本土意識才會超越文化差異的簡化描述,和將差異本質化和拜物化的傾向。將差異拜物化的族群抗爭是危險和自毀的,因為由這種傾向出發,會衍生出無止盡的「出生論」、「成分論」等部落式衝突。它不利於促進更高政治目的,反而在內外製造更大的間隙,把已被擠壓扭曲的自我進一步碎裂,難以構成持久的行動力。相反地,面對國家主義對本土自主性的吞噬,全球新自由主義透過國家權力侵害地方自主的壓力,香港所需要的是可以讓這個城市兼容成員的多樣性,而亦可以凝聚出自身集體主體性的歷史敘事。

香港在面對殖民未解,一國兩制危如累卵,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域政治經濟重組的壓力愈來愈大的情況下,族群主義差不多是必然的政治現象。可是族群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有明確價值觀的意識型態,它可以助長團結但也可以催生分裂。它介乎部落血仇、諸神大戰與追求建國獨立的民族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於是,建立有持久力的本土抵抗,就不能不認清這個城市的過去,以利在當下及未來開展適合於這個地方的政治論述,避免走進和它的歷史性格不相容的誤區。放在香港解殖未完成的處境去考察本土意識在歷史中的狀態和變化,關鍵之處並不在重複指認哪些是香港人或香港文化的特徵,識別出那些和簡化了的「他者」的差異,從而在一個平面上鞏固一種關於「我族」的自豪感、優越感,填塞那些被衝擊、被壓碎、被排斥的自我認同;也不在於以清洗主義的方法,排除掉與新舊殖民他者互動所產生過的各種(無論是「戀殖」或是「大中華」的)「情意結」。因為這些認同的記憶,總是與香港的殖民經驗(包括與「殖民」周旋的「民族」經驗),產生過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們存在於「我們」的記憶、經驗和想像中間,等待被召喚和動員。但產生的後果,卻難以事先被判斷。香港解殖之複雜,一如所有後殖民社會的複雜。如何能在複雜交纏的關係中找尋建立歷史主體性的健康力量,在於我們如何能耐心地解開與主體形貌粘連糾葛在一起的殖民/反殖民經驗,正視香港那種「殖民」與「國族」共謀協力的獨特關係,以及與這些經驗交纏在一起的各式感覺結構。把這些需要耐心相互聆聽的解殖過程,簡化為重拾民族身分(人心回歸),或(本土)族群意識的醒覺,都未免只是把複雜的微創手術簡化為器官的切除或肢體的重駁。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因為當代香港之能具有生命力及獨特的價值,是因為成功地克服了戰後因為民族主義和冷戰分裂所形成的難民社會狀況,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從難民社會孕育出一個沒有國族包袱的公民社會,超越和克服了早期因宗族、鄉黨和兩大意識型態造成的分斷。因為只有反思和整理這些破碎的、快將被遺忘的主體抗爭的事蹟,提煉背後的經驗及精神,香港人的歷史主體意識方能完整浮現,內部的差異多元才能妥善疏理,以幫助塑造一個具歷史意識的公民社會。打碎公民文化的經驗和倫理,以回溯/虛構一個不經定義的「前公民」族群想像,並不會真正找回一個團結的本土原生族群,而是將香港拉回難民社會相互踐踏的過去[15] 。相反地,只有建基於歷史意識的公民社會,才能建立一個團結的公民政治共同體,抗拒香港在天朝主義下的再殖民化。

(此文乃修訂稿,原文載於二零一四年十月《思想》雜誌第二十六期,頁113-142)

注釋:
[1] John Carroll, 2005, Edge of Empires,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 香港政府為限制大量難民偷渡進港,1974年又實施「抵壘政策」。偷渡者若能進入市區和親人接觸,方可留港,但在中途被截獲者會被遣返內地。此政策在1980年取消,任何偷渡人士均「即捕即解」,送返大陸。

[3] 貝加爾,〈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 〉,http://sparkpost.wordpress.com/2012/12/04/ma-man-fai-1/、 http://sparkpost.wordpress.com/2012/12/11/ma-man-fai-2/。

[4] 當時立法局只有委任和官守議席,有選舉席位的只是一個權責只及管理市政衛生事務的市政局,而合資格的投票人數又低得可憐。

[5]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 〉,漢語/華文教育的語文政治工作坊會議論文,嶺南大學,香港,2014/9/20-21

[6] 在八十年代初,文革結束後不久,鄧小平開放改革的藍圖開始實現。中共當時展現了很大的決心讓改革落實,中共改革派領袖趙紫陽亦曾覆信正面回應來自香港大專學界關於「民主回歸」的訴求,讓一些熱心人士認為「民主回歸」的確可以落實。然而,中共的官媒和文件卻從未正式接受「民主回歸」這句口號。在1989年發生了六四屠殺之後,趙紫陽自己也下台,香港兩名民主派的基本法草委也辭職。基本法條文草擬在六四後也全由保守派主導。「民主回歸」當時可謂已名實俱亡。但作為一種以積極態度來參與政治,盡量爭取自治可以落實的口號,愈接近1997主權移交的日子,愈多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說自己支持「民主回歸」,其中包括早年對「回歸」中國有很大保留的人,例如李柱銘。在回歸前夕,香港親中共的《大公報》甚至在社論公開抨擊「民主回歸」論。

[7] 事實上,當時有群眾基礎的社會組織(除了所謂「根正苗紅」的親中左派),大都迴避就政治主權爭議表態;以非左非右的獨立姿態出現的團體,也沒有主張民主回歸或支持其他方案,包括當時最大的教師工會「教協」及其領導司徒華等人。

[8] 去年因為柴契爾夫人逝世,互聯網上重新流傳香港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發表在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時期的文章,內文說明當時立法局華人議員曾為了顧全大局,而支持英國一方的談判策略。但結果卻發現英國原來在談判中放棄了1997年後在香港有任何角色,對此吳靄儀表示驚愕和失望,見 http://bit.ly/1fIRZu9。

[9] 當年圍繞也斯、周蕾等的香港後殖民評論,引起過廣泛的爭論。周蕾描述香港為處身於兩個不同的殖民者之間的說法,招來一些年輕學者的批評,指為一種自憐自傷的「夾縫論」。作為針鋒相對的反論述,孔誥烽提出「北進殖民」的說法,批判周蕾等的論說為「大香港主義」的共犯。當時他認為,要了解中港關係,也可以從香港在開放改革當中,也隱藏著「北進殖民」的欲望出發。相關論辯收錄於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型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10] 這些港獨組織以揮舞英國旗及原來的「港英旗」來自我標識,與陳雲派的「龍獅旗」分庭抗禮。當中活動力仍然比較明顯的是「香港人優先」。他們因為一度試圖闖入解放軍基地,而受到陳雲指責,甚至宣布與之劃清界線。而事實上,後來陳雲亦與他參與創辦的「香港自治運動」分裂。

[11] 反蝗行動的初期,不少支持者自辯只反態度囂張的大陸豪客,但後來反對的對象擴為所有大陸遊客。反「雙非嬰」行動初期,不少支持者謂不是反對港人內地配偶(「單非」),但後來所有大陸人來港產子都被視為搶奪資源。在早期,反蝗支持者亦謂他們不會歧視「新移民」,但後來矛頭又針對回歸後因「人大釋法風波」而訂立了的每日150個移居香港配額的制度,將所有新移民都看成潛在地來港參與「種票」的建制派支持者,支持新移民爭取社會權利的人都被批評為「賣港賊」。而早期反蝗派謂香港早期偷渡來港者為「投奔自由」的義士,但最近則將偷渡等同為盜賊的行為。而非華裔居民是否為香港人,在一次訪問中陳雲亦不予正面回答。見何雪瑩、林緻茵〈何謂香港人? 陳雲vs碧樺依〉,http://bit.ly/1iPdjZG。

[12] 在上註引用的訪談中,陳雲回應少數族裔的訪問者碧華依問,應如何定義香港人或本土身分來讓人可以參與社會政策討論時稱:「碧樺依說的是理性的那一種本土意識,我說的是感性、非理性、不用思考的那一種。會捍衛本土利益的人,就是香港人。」

[13] 這狀態也正好對應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對族群民族主義的分析。他認為族群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最重要的不是令人分享某種理念,而是共享某種快感。而「狂想」所起的作用,正是召集、控制和組織不能整合到語言秩序去的快感。何謂「香港人」和何謂「本土利益」如果定義清晰,事情就交到社會政策的討論,而不會構成一種可用作情感動員的情緒。

[14] 見拙著〈虛擬自由主義的終結〉,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3-12。

[15] 事實上,香港並不具備一個有進步意義的「原住民運動」。因為在香港以「原居民」利益為訴求的,均只是新界父權地主的土地利益群體,而且是當今建制派的重要支柱。

 

http://www.ln.edu.hk/mcsln/45th_issue/criticism_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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