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國大選將產生新一任總統、全部國會眾議員、34名國會參議員以及14個州(含兩個屬地)的州長,影響美國未來至少四年的內外政策。目前,雖然民主共和兩黨尚未正式確定各自唯一的總統提名人,但現年69歲的商人唐納德•約翰•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憑藉所謂“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身份與極端言論在共和黨初選中的意外領先,已成為引發全球熱議的政治現象。所謂“特朗普現象”(Trump Phenomenon)或“特朗普主義”(Trumpism)為理解當今美國政治發展提供了獨特視角。那麼,“特朗普現象”的顯現具有哪些歷史或現實根源?該現像有何啟示?本文就將針對這些問題嘗試提出一些初步思考。

解釋“特朗普現象”的歷史視角

從政策主張、身份認同以及競選基調觀察,“特朗普現象”並非毫無歷史淵源的新問題,而是曾在美國政治史上反复顯現的“本土主義”、“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以及“偏執風格”(paranoidstyle)等多重思潮交織而成的混合體。

1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凸顯“本土主義”

所謂“本土主義”即主流人口對被其視為外來威脅的少數“他者”群體的恐懼與排斥。雖然有悖於這個移民國家所標榜的“美國夢”,但“本土主義”傾向可追溯到美國建國前的殖民地時代,並長期存在於美國社會當中。

最早來到美洲大陸的英國殖民者自視為“真正美國人”(real American),反而將土著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種視為“外來威脅”。這些新教徒也將對天主教的敵視帶到了北美,引發了英國殖民者即“真正美國人”與被視為“外來威脅”的法國、西班牙天主教殖民者之間的衝突。美國“本土主義”在種族和宗教信仰意義上的排外傾向也就此形成。從1798年聯邦黨人主導通過的旨在限制法國、愛爾蘭裔移民從政的《移民法與暴亂法》(Alien and SeditionActs),到1840、50年代湧現的限制愛爾蘭天主教移民的“一無所知” (Know Nothing)運動,再到1860年代混合了反天主教、反少數裔以及新教徒白人至上訴求的“三K黨”極端組織,都是“本土主義”的歷史印記。 1882年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Act of 1882)也深受該思潮的驅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新政”時代,多族裔的參戰貢獻、移民政策的收緊、聯邦政府對就業的拉動以及興起的專業服務業對技能而非族裔身份的要求等因素,共同弱化了“本土主義”傾向。但在“9·11”事件之後,針對穆斯林群體的移民限制、以《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為代表的對外來群體的監控、以及共和黨保守派對奧巴馬移民改革計劃的強烈抵制,都凸顯了“本土主義”思潮的回流。

在本次競選的政策闡釋中,特朗普雖然在不少議題上或模糊或搖擺,但在移民和反恐事務上展現出濃厚的“本土主義”立場。特朗普將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界定為“非美國”或“非本土”,即由外部世界的“他者”或移民造成的,因而要阻斷這些“非本土”因素的負面牽扯或介入。基於此判斷,特朗普提出了包括反對公民出生地原則、強化邊境執法、美墨邊境築牆、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以及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等一系列政策,從而確保就業機會不被非法移民奪走、國土安全免於外來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還將“本土主義”理念延展到在外交領域上的內向化的“不干預主義”(non-interventionism),即主張獨善其身地專注於應對美國“本土”的真正威脅,不贊同維持與其他“他者”國家的盟友關係。

特朗普的“本土主義”闡釋在當今美國不乏市場。通常而言,其支持者被認為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男性,即那些在全球化衝擊下低水平就業又要養家糊口的群體。但隨著選舉的逐步推進,特朗普的基本盤得到了更為多元化的界定: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傳統經濟(農業、建築業、製造業以及貿易)從業者、基督教福音派甚至是更為廣泛的美國本土出生者當中都大量存在著支持特朗普的呼聲。換言之,特朗普的“本土主義”傾向在包括重商溫和派、宗教保守派乃至茶黨勢力等共和黨各派系中不同程度上引發了共鳴,這也部分解釋了特朗普在眾多共和黨參選人中領先的現狀。

2特朗普的身份認同符合“反智主義”

按照該概念的提名者、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的觀點,“反智主義”是一種“對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認為是其代表的人們的反感和懷疑,是一種一貫貶低這種生活價值的傾向”。

與“本土主義”相似,“反智主義”也可追溯到殖民地時代。最初來到北美的新教徒移民大都受教育程度偏低,在開拓與生存的過程中更多依賴於宗教信仰的支撐和毫無經驗可循的艱難實踐,而非已有的理性或知識體系。而這種追求“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的“反智”傾向也貫穿於美國國家擴張與成長的全程。 “反智主義”的另一個源頭來自美國傳統村社小鎮文化對代表現代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的抵制。一般認為,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盛行就是“反智主義”步入高潮的重要體現,知識界在其中遭遇了嚴重迫害。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茶黨勢力在美國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蘊含著強烈的“反智主義”意味。特別是茶黨勢力反對長期在任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在各層次選舉中多次推出“反建制派”參選人挑戰共和黨資深在任者的做法,完全符合“反智主義”在政治上不信任具有專業經驗和積累的政治精英的表現。隨著眾多“反建制派”的當選,特別是以2014年國會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在初選中慘敗為重要標誌,“反智主義”傾向在共和黨陣營中愈演愈烈。

從這個角度出發,毫無政府經驗的特朗普在本次共和黨初選中顯然是最受關注的“反建制派”參選人,完全符合茶黨勢力等共和黨支持者實現某種切實改變的需求。特朗普的過激言論不但有悖於專業甚至常識,甚至挑戰“政治正確”底線,但卻鞏固了其“反智主義”的身份認同;同時,“建制派”政治精英關於特朗普缺乏經驗、政策主張毫無專業性與可行性甚至太過偏激的批評,反而擴展了特朗普的民眾支持;此外,特朗普將這些批評轉化為政治精英脫離現實、無視民眾訴求的“罪證”,進而強化了自身的選民吸引力。

3特朗普的競選基調遵循“偏執風格”

這一概念也來自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研究,他最初從臨床精神病學借用了“偏執”一詞來形容美國歷史上右翼運動的極端反應,而這種反應本身自然也包括“本土主義”或“反智主義”。按照霍夫斯塔德的說法,社會主導群體會臆想出某種恐懼,即“一個龐大且險惡的陰謀、一個巨大卻微妙的系統,正在試圖削弱和破壞現有的社會生活方式”。作為回應的右翼運動,為了擺脫“幾乎超然力量的控制”,必須“摒棄政治妥協與讓步的通常手段,採取無所不用其極的討伐,才能擊敗敵人”,把美國從“陰謀”中拯救出來。

這一觀點基本上可以解釋“一無所知”運動、“三K黨”以及“麥卡錫主義”等眾多美國歷史上的極端右翼運動及組織。有觀點認為,茶黨勢力的崛起也是將奧巴馬上台後推進的一系列“大政府”主張視為“陰謀”而導致的某種右翼勢力的極端化反應。而在共和黨內乃至美國社會中的這種“偏執風格”在奧巴馬任內並未消減。

特朗普在本次競選中充分利用了“偏執風格”。在其2015年出版的題為《跛足美國:如何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競選造勢書開篇,特朗普就宣稱,之所以選擇一張生氣的肖像照作為封面是因為他對目前美國的處境憤怒而不快:“我們此刻並不處於令人喜悅的狀態,而是一個我們想辦法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的狀態”。

又如,特朗普曾公開預測美國經濟狀況岌岌可危,將面臨“極大規模的經濟衰退”。在為選民臆想出“陰謀論”之後,特朗普在眾多政策表述上都傾向於偏執的極端化,從“邊境築牆”到“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從“向中國征收45%的關稅”到“支持日韓兩國發展核武器”再到“全球變暖是阻礙美國製造業發展的謊言”等等。而正是由於對“陰謀論”渲染的恐懼,特朗普的這些極端政策能夠贏得部分選民偏執地支持,進而反復加劇了不安的選民心理。

解釋“特朗普現象”的現實視角

當混雜著多重思潮的“特朗普現象”從歷史中走來時,肯定是現實中的某些因素為其發出了邀請函。一般而言,總統選舉中所有參與者的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為者面臨既定的、難以改變的環境的方式的約束,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其驅使。

從這一角度出發,當今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國際狀況等大環境所塑造的民意無疑是“特朗普現象”的主要成因。同時,美國總統的初選制度、共和黨政治發展狀況、媒體傳播的議題設置乃至特朗普個人的某些特質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今美國的多重民怨情緒造就了“特朗普現象”

作為2016年大選的環境,當今美國政治黨爭極化、經濟復甦緩慢、社會族裔多元化衝突、國際環境不佳,這些因素的疊加影響引發了民眾中的不滿、不安、憤怒甚至恐懼等多層次的民怨情緒,成為“特朗普現象”的根源所在。

第一,政治黨爭極化招致民眾不信任。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一系列“大政府”主張刺激了共和黨陣營的反彈,加深了黨爭極化趨勢。

府會衝突直接釀成了2012年財政懸崖危機,招致標準普爾指數對美國信用評級的歷史性下調。 2013年9月,由於國會兩黨無法就是否廢除“奧巴馬醫改”相關項目達成一致而拖延通過撥款法案,聯邦政府時隔17年再度陷入了部分機構關門16天的停擺危機。 2015年9月,國會眾議院共和黨極端派組織“自由連線”(Freedom Caucus)又以反對為“親子關係規劃”(Planned Parenthood)提供經費為由阻礙撥款立法,不惜以政府停擺為代價捍衛在墮胎議題上的保守價值觀。

“統計表明,第112屆國會(2011~2012)與第113屆國會(2013~2014)的立法數量分別為284件和296件,堪稱1947年以來最低效率的會期。

根據蓋洛普民調顯示,至少有七成美國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不滿,對政治精英充滿了不信任。 2012年連任以來,奧巴馬政府的滿意度持續下降,長期低於50%,即便在2016年有所回升,其最高數字也只是52%。民眾對奧巴馬執政的不滿,凸顯了對其承諾改變的高度期待與兌現承諾的現實效果之間的較大落差。相應地,民眾對國會的失望程度也繼續攀升,2016年民眾對國會的滿意度僅為14%。

對在任傳統政治精英的失望與不信任,轉化為民眾對非傳統政治人物即“反建制派”的強烈期待。這種“反智主義”傾向在民主共和兩黨初選中表現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特朗普不同程度上的意外表現。同時,一度關於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對決傑布•布什的所謂“王朝政治”猜測以及關於科赫(Koch)兄弟、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等為某些共和黨參選人提供大量捐款的“金錢政治”報導,也加深了民眾的無奈與厭倦,強化了對特朗普等“反建制派”參選人的支持。

第二,經濟復甦難以滿足民眾期待。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很快進入了穩步復甦階段。 GDP增長率從2009年的-2.8%恢復到2015年的2.4%,並有望繼續回升。與此同時,失業率在2016年開年後降至4.9%,回到了2007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2014年和201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也分別達到了2.7%和3.4%。

但與經濟指標良好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5年年底的民調顯示,改善經濟與就業狀況仍是美國公眾最為關注的議題。同時,71%的公眾認為美國經濟體係明顯不公平地傾向於富人。

必須看到,美國產業結構的不均衡復甦問題突出。根據2014年統計,發展最快的產業為服務業,且大多在低專業領域,而萎縮最快的則是作為實體經濟的製造業。 2014年美國就業崗位中的80.1%來自服務業,而工業及農業分別只貢獻了15.1%和1.5%。在服務業中,創造就業數量增長最快者為醫療與社會輔助服務、教育私人服務、休閒餐飲服務、專業商業服務及交通與倉儲服務。

這就意味著,依靠低端服務業帶動失業率下降的同時,眾多美國勞動者的就業在水平、質量及穩定性意義上並不理想。特別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他們只能從事專業程度較低的行業,而這些行業又天然地具有極強的可替代性與流動性,因而該群體極易因被少數裔新移民等更低成本的勞動力取代而再度失業。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在低失業率下民眾仍迫切期待改善就業狀況的現實。

“面對迫切訴求,在對傳統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催化下,特朗普的“本土主義”理念即通過驅逐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湧入等“反全球化”措施來改善就業狀況的政策選項開始得到更多選民接受。

與產業結構失衡平行的是,美國中產階級空前萎縮、貧富分化加深。據2015年統計,中產階級、高收入階層以及低收入階層的比例分別為50%、29%及21%,這組數字在1971年為61%、25%及14%。伴隨著中產階級萎縮,財富持續向富裕的高收入階層聚集,數量可觀的中產階級跌入了低收入階層。這種作為社會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與低收入階層具有的強烈“被剝奪感”導致了一部分民眾選擇支持桑德斯在國內再分配意義上的“平民主義”(populism),而另一部分則倒向了特朗普的“本土主義”排外傾向。

第三,族裔多元化衝突令民眾焦慮。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拉美裔已超越非洲裔,成為美國第一大少數族裔,且保持激增。按照保守預計,白人比例將在50年後降至50%以下,拉美裔將上升至24%,14%的亞裔可能超過非洲裔的13%,美國從而成為無多數族裔的國家。非白人族裔激增的重要原因是非美國本土出生移民數量的增長:從1970年的970萬(4.7%)增至2013年的4130萬(13.1%),並被預期可能在2065年增至18% 。

“在經濟復甦無法令人滿意、就業機會遭受衝擊所造成的民怨情緒下,人口結構的多元變化重現了美國白人民眾中關於“真正美國人”的焦慮,喚醒了在種族和宗教信仰雙重意義上的“本土主義”思潮。

族裔多元化及新移民的湧入不但導致了同性婚姻、墮胎、槍支管制等傳統爭議議題的進一步複雜化,而且還誘發了眾多社會矛盾與衝突。 2014年邁克爾•布朗案引發的弗格森種族騷亂、2015年巴爾的摩種族騷亂等一系列反抗種族歧視抗議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2015年2月CNN的一項民調顯示,有39%的公眾認為在奧巴馬任內白人與非洲裔關係愈發惡化,而認為關係好轉者僅為15%。

同時,新移民的宗教傾向也逐漸上升為爭議焦點。 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和2015年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等恐怖襲擊事件的施暴者皆為受到宗教極端思想驅使的新移民。這些事件進一步撕裂了白人群體與少數族裔群體(甚至是其他宗教信仰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塑造了白人保守派針對移民的強烈敵視情緒,突出了“偏執風格”。

根據調查,大概四成美國民眾同意將約1100萬“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驅逐出境。在敘利亞局勢日益惡化之後,超過一半的美國公眾也反對接受敘利亞的難民。這與特朗普全面驅逐非法移民、將敘利亞難民稱為“終極特洛伊木馬”等“本土主義”言論如出一轍。

第四,國際地位下降、反恐局勢嚴峻,令公眾不安。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外交戰略進行了以合理配置美國有限戰略資源為目的的調整。奧巴馬政府選擇盡快從中東地區“抽身”,將更多資源投入“亞太再平衡”戰略進程中。但隨著敘利亞局勢惡化、特別是“伊斯蘭國”(ISIS)等恐怖主義極端組織的再次抬頭,歐洲盟國面臨著打擊恐怖主義和解決難民問題的兩重壓力,俄羅斯又在中東實施了較為有效的軍事行動,奧巴馬政府被廣泛要求採取更為積極的應對措施,擔負起應有的國際責任。

面對奧巴馬政府在打擊極端組織問題上的遲疑與缺乏成效以及在國際領導力上的備受質疑,美國民眾對其外交、國際安全及反恐政策普遍持有負面評價。按照民調顯示,在這三個議題上持不滿意態度者分別為52%、58%及54%,而滿意者僅為34%、34%及40%。由此可見,美國民眾對奧巴馬治下美國的國際地位與安全環境並不樂觀甚至感到不安。

事實上,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始終被民眾視為三大首要議題,並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後一度上升為最為重議題,這也表現出美國公眾對潛在恐怖主義威脅的持續恐懼。特朗普在競選中頗為“偏執風格”的“本土主義”渲染也正好迎合了這種不安與恐懼的民眾心理。

選舉制度、政黨生態、媒體偏好以及參選人個人特質等因素共同對“特朗普現象”推波助瀾”

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不可或缺,但相對於美國當前的多層次民怨這一必要的民意環境而言,仍處於誘因範圍。

第一,現行的美國總統初選制度更易產生持極端立場的提名人,為“特朗普現象”提供了空間。

“提名制度乃現代政黨最顯著的標誌”,初選程序事實上是民主共和兩黨各自黨內的決策過程,其參與者往往為本黨的堅定支持者。據統計,1970年代之後的初選投票率一度達到將近30%,但2000年的數字僅為17%。這就意味著,初選過程的結果往往不是民意的充分錶達,而是一小部分本黨最為堅定的基本盤的偏好,即特朗普這樣的極端人選。

事實上,為了平衡並不完全甚至極端化的民意表達,1981年之後民主共和兩黨在總統初選中先後設置了由本黨選任政治人物和政黨官員出任的代表政黨立場的所謂“超級代表”( superdelegate)。在2016年初選中,民主共和黨兩黨分別有731位(佔全部代表的15.3%)和144位(5.8%)“超級代表”。雖然有觀點預期,特朗普最終能否獲得提名將有賴於“超級代表”的傾向,但也有研究發現“超級代表”在近年來的角色是遵從而非糾正初選民意。

第二,當前的共和黨處於分裂狀態,為“特朗普現象”留下了機會。

特朗普的異軍突起,凸顯了共和黨黨內“建制派”的消沉,以重商溫和派尤甚。受到茶黨勢力及其“反智主義”傾向的影響,2010年之後的每次國會兩院選舉中幾乎都有共和黨資深在任者在初選中落敗,這一趨勢也發生在2012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初選當中。在2011年9月到2012年2月上演了四位具有茶黨標籤的保守派參選人在民調上輪番領跑的戲劇性場面。但在茶黨及其支持者釋放能量的同時,代表”建制派”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在民調中穩步上升,其整合的努力最終得以成功。

基於2012年的經驗,特朗普最初的民調領先也曾一度被解釋為是暫時性的。但2016年的共和黨初選卻陷入空前的混戰,“建制派”人滿為患,傑布•布什、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卡西奇以及魯比奧等人無法內部協調,具有“茶黨福音派”(Teavangelical)標籤、代表黨內宗教保守勢力的克魯茲也無力吸納重商溫和派,最終錯過了阻擊特朗普的最佳時機。

第三,媒體的議題設置為“特朗普現象”提供了獨特且強勁的推動力。

美國媒體的政治報導在議題設置上明顯偏好於吸引眼球的新聞,比如政治人物的緋聞、失德甚至腐敗行為,對於可能因太過專業而無法令受眾感興趣的政策議題的關注度有限。基於這種偏好,活躍在各種媒體平台上的特朗普“跨界”參與總統競選本身就是新聞的“富礦”,被認為具有巨大的受眾吸引力,他本人口不擇言的極端言論更是幾乎每天都製造著“重大新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已有75%的民眾認為媒體對特朗普的報導太多了。

明顯超過其他任何參選人的曝光度至少為特朗普帶來了兩方面優勢。一方面,特朗普的極端言論與偏執風格通過媒體左右了整個共和黨初選的基調,其他參選人甚至也跟進了偏執傾向的宣洩式表達。另一方面,特朗普得到了超級規模的免費競選宣傳。

按照統計,截至2016年2月,特朗普用於廣告宣傳的開銷為1000萬美元,不足克魯茲或者希拉里•克林頓的一半,但其免費宣傳的估值高達1.89億美元,是克魯茲的六倍、希拉里•克林頓的2.5倍。換言之,這種在初選階段任何參選人都無法實現的動員規模構成了“特朗普現象”在競選意義上的巨大支撐。

第四,特朗普作為參選人的個人特質也是“特朗普現象”的一個重要前提。

除了前文論及的“反建制派”身份認同以及“跨界”知名度發揮了關鍵作用外,特朗普本身的確存在某些表演性甚至是煽動性的人格特徵。根據其個人傳記中的回憶,特朗普“愛表現”的性格受到“很有表演的天分、喜歡氣派的東西……渴望萬眾矚目”的母親極深影響,甚至他年輕時還曾有過投身電影業的念頭。同時,特朗普憑藉較為嫻熟的媒體操縱,喜笑怒罵、口無遮攔,頗有將選舉“大眾娛樂化”的趨勢,異化了選舉政治的動員模式。 2015年8月3日,共和黨總統初選的首場電視辯論,就因為特朗普的參與而吸引了2400萬觀眾,創造了美國非體育賽事類電視節目的收視紀錄。

“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美國困境

通過從歷史與現實意義上的梳理,“特朗普現象”的面目更為清晰地顯現出來:即一種由於當前美國多層次民怨直接導致的、帶有強烈“反智主義”與“偏執風格”的“本土主義”傾向,並得到了製度、政黨、媒體以及個人特質等綜合因素的強化。

時至今日,“特朗普現象”仍在發酵之中,最終能否導致“政黨重組”甚至是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所界定的“歷史週期”更迭等重大變化,仍需進一步觀察。但從過去八個月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的領先以及本次大選選情走向觀察,“特朗普現象”已揭示出美國正在面對的某些深層次困境。

一方面,“特朗普現象”是負面的“奧巴馬現象”,凸顯美國政治困境。

事實上,奧巴馬在2008年的歷史性當選就是憑藉資淺的“反建制派”定位、回應民眾的變革訴求、承諾實現變革進而實現的,也堪稱某種政治現象。而今,金融危機之後在民眾中的這種“思變”情緒非但沒有得到充分釋放,甚至對奧巴馬執政的失望令民眾的不滿、憤怒以及恐懼情緒加劇累積,轉而期待一位距離傳統政治精英更遠的“反建制派”參選人切實實現某種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講,2016年的特朗普分享了2008年奧巴馬獲勝的民意氛圍。

但與2008年奧巴馬競選時面對民怨的正面承諾不同,特朗普的競選主線是偏執地利用乃至煽動選民的負面情緒,所傳達的是惡化民怨氛圍的極端信息。正如紐約市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放棄參選意向的公開信中的評價,“特朗普喚起了我們的心魔”。

從“奧巴馬現象”到“特朗普現象”,凸顯了美國民眾對現行政治體制無法回應大眾訴求的不滿與憤怒。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資本流動與人口流動的交互影響,美國民眾特別是中下層遭遇著嚴峻的經濟與就業衝擊,這一矛盾在金融危機之後愈發激化。而從奧巴馬“我們能夠相信的變革”的落空,到今天特朗普的“本土主義”或桑德斯的“平民主義”,美國選民只能寄希望於選舉產生下一個可能實現改變的新總統。而對於真正需要改變的美國當前極化的“否決政治”以及不公平的經濟與社會制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希拉里•克林頓或特朗普可謂束手無策,只會令民怨陷入又一個循環怪圈。

另一方面,“特朗普現象”將“奧巴馬主義”中“內向”的傾向推向極端,凸顯美國外交困境。

不可否認,特朗普在氣候變化合作、伊朗核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眾多奧巴馬“外交遺產”議題上持有反對立場,但其從“本土主義”出發的“不干預主義”卻明顯具有所謂“奧巴馬主義”的基因。

“奧巴馬主義”的核心內容被解釋為“在國際舞台上收斂,將更多資源投入其自由派傾向的國內事務”的傾向。但在國內與國際平衡的同時,“奧巴馬主義”還強調了中東與亞太地區的平衡、維護全球領導力與積極盟友合作的平衡等原則。

在過去將近八年中,“更多資源投入國內事務”與“維持全球領導力”之間存在著再平衡和再分配的極大張力,“奧巴馬主義”在現實實踐中的收效並不理想。而特朗普恰恰站在了“奧巴馬主義”內在邏輯的衝突點上,他進一步強化了“更多資源投入國內事務”的路線,放棄“盟友合作”,並模糊了“維持全球領導力”的平衡性目標。

這種“內向化”傾向在美國外交思想的流變中始終存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任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萊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曾就二戰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發出警告,“我們偏離了我們的民族經驗和立國之道所準備讓我們去走的道路,而走上了不適當的強權政治和戰爭的歧途。這條彎路耗盡了我們的資源和精神力量;它使我們變成了跛足巨人”。而按照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觀點,“世界需要美國的領導,但是美國的領導力取決於美國首先應該把自己的國家搞好……美國在國外試圖採取行動時就必須更加克制,在國內則必須更加有條不紊”。

在今天的兩黨初選中,所有參選人都在討論國內經濟與就業需求,無一敢於明確主張新一輪的海外軍事干預。這是“奧巴馬主義”所取得的共識,但其“內向化”的程度會否蛻變為特朗普所主張的“本土主義”的失衡狀態,將直接關乎美國的國際角色及其牽動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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