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上周(11 月7 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怒氣冲冲地譴責「港獨」分裂國家,他說: 「搞分裂國家的這種嚴重違反憲法」的活動, 「就是站到了當年法西斯的立場上去」。看到李飛先生真情畢露的控訴,我想請他先息怒,好好思考兩個問題,或許可以讓他冷靜下來。

第一,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辱華」言行惹出來的禍。這件事,在很多香港人眼中, 卻有點像1933 年德國「國會縱火案」,有人通過它來坐實「國家安全」危機,為《基本法》23條鳴鑼開道;也不排除有人為自己的政治前途,炮製出一場鬧劇以證明「港獨」形勢嚴峻,不是「疾風知勁草」的人無法應對。

鄭永健案是「國會縱火案」翻版?香港人這種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最近審結的「鄭永健案」為「國會縱火案」觀點提供了重要的「環境證供」。案情顯示,中共統戰部(屬哪一級別的則不詳)有「李總」、「張總」兩人,透過梁振英以前的特首競選辦公室工作人員高凌翔[1]約見網台主持鄭永健,要他接觸本土派並引誘他們到特定的區議會選區(共約40個)競選,目的是攤薄泛民候選人的票源,為建制派候選人保駕護航。凡答應出選的,不管能否選得上,每人都可獲港幣15 萬元的資助,如果是挑戰「雙料」議員的, 更可獲25萬,但條件是要取得200 票。我們知道,區議會選舉的法定最高競選費用是港幣4.8 萬元[2],中共統戰部開出的這個資助額是法定的三倍,其賄選、「收𡃁」(即收買嘍囉)的意圖昭然若揭。而與統戰部「接觸」的本土組織中,赫然就有「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政」。另外根據《成報》9 月3 日報道, 「青年新政」成員最早是參加「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創辦的「香港社區網絡」,是在這個組織活動期間「種下『青年新政』的種子」[3]。這些客觀的事實,令很多香港人對一些本土組織存有戒心。此案提供了一個接近「人贓並獲」的例子,說明中共在操控本土組織。

統戰部是中共的組織,難道它不知道中共「反分裂」的「官方立場」嗎?為什麼還要違背中央立場去支助「港獨」?高凌翔是典型梁粉,難道她不知道梁振英是信誓旦旦(至少表面上)地反「港獨」嗎?為什麼她要介紹鄭永健去替「港獨」分子牽線拿統戰部的錢?這些不合理的地方,令人無法排除「國會縱火案」的可能。所以,李飛先生在盛怒之餘,應該敦促中共交代事件的真相,禁止中共統戰部這種亂港行為。

第二,李主任的盛怒我們可以理解,但請李主任將心比心,假如我們用同樣的愛國家、愛民族的出發點來審視中共的言行,我們也同樣會產生對中共的盛怒。

搞分裂國家沒人能超越中共中國近代史上,李飛所指的「搞分裂國家這種嚴重違反憲法」的人,沒有人能夠超過中國共產黨。中共從建黨的第一天開始,就是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有行動,並且勾結外國勢力來分裂中國,弱化中央政府以達到其奪取政權的目的。

從理論看,中共黨魁毛澤東早就主張把中國分為27 個國家。從1920 年6 月到10 月,毛澤東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系列共8 篇主張「湖南獨立」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更明確主張中國應分裂為27 國。

從綱領看,中共1921 年建黨,第二年立即發表分裂中國的綱領。1922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公然主張蒙、疆、藏獨立。

從行動看,中共通過武裝割據來分裂中國。1931 年11 月7 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召開,會議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正式宣布建立第二個中國。毛澤東在1931 年12 月1 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布告》清楚表明「從今日起,中華領土之內,已經有兩個絕對不相同的國家;一個是所謂中華民國……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4]。該「憲法」甚至說「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能夠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14 條)。

它勾結外國勢力。中共的建黨,本身是作為蘇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這一性質來成立的,所以直接聽命於莫斯科,也仰給於蘇聯。從中共建黨之初直接拿蘇聯盧布的津貼[5],到國共內戰時期獲蘇聯大批軍火支援的歷史事實[6],在在說明中共是勾結外國勢力來分裂中國的。

它幫助其主子入侵中國。1929 年蘇聯借口「中東路事件」,武裝入侵中國,佔領東北。這是辛亥革命以來第一個入侵中國的敵人。中共在外敵入侵時,不但不譴責入侵者,反而號召中國人要「武裝保衛蘇聯」。即使遠在香港,中共也在此開展「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令香港的親共群眾難以理解[7]。

中共護蘇促成日本侵華

蘇聯入侵後,掠奪了戰略要地黑瞎子島( 幾經談判至今天只歸還一半),在我東北勢力大增,而我則東北邊防盡毁。在此形勢下,日本一方面擔心蘇聯勢力擴張,另方面也趁我國防虛弱有機可乘,遂悍然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所以,蘇聯入侵中國,毁我國防,令日本乘虛而入。因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則間接促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8]。

這五個方面說明中共從建黨開始,就甘願作為蘇聯的走狗,幫助蘇聯執行分裂中國的戰略。面對這樣的歷史事實,中國人應不應該憤怒?疆蒙藏台獨皆中共種下惡果事實上,今天危害着中國的疆、蒙、藏、台「獨立運動」,無一不是中共早期為配合蘇聯分裂中國而種下的惡果。請看以下事實:

一,1928 年策動台灣獨立1928 年4 月15 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中共代表彭榮列席指導。成立大會上所制定的組織大綱與政治大綱,其決議事項多獲得彭榮首肯。決議案中號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民族獨立,建設台灣共和國」[9]。1936 年7 月16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Edgar Snow)時, 表達支持朝鮮獨立的方針, 並說「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10]。

二,1935年策動西藏獨立

1935 年10 月中共紅軍在西康綏靖城(今四川阿壩金川)幫助藏獨勢力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國。1936年5 月5 日又在西康甘孜(今四川境內)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國。由中共撰寫的《波巴人民共和國成立宣言》說: 「我們波巴全國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甘孜盛大的開過了……我們就向全世界全中國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國於1936 年5 月1 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並決定從公曆1936 年起改元為波巴人民共和國元年。」這個宣言表達了中共對西藏的兩個立場:首先,中共將西藏視為獨立的國家;其次,宣言「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表明中共完全接受西藏人對西藏範圍的認知或主張,即西藏人認為「青康藏」等「藏人居住區」等同於「西藏」的認知[11]。

三, 1935 年策動內蒙古獨立1935 年12 月20 日中共以毛澤東之名發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表示「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主的原則,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1936 年5 月,毛澤東向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發出電報,表明支持蒙古人建立自己獨立國家的立場[12]。

四,1945 年配合蘇聯策動外蒙古獨立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蘇聯一直有意策動外蒙古獨立,肢解中國。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召開的雅爾塔會議,英美為說服蘇聯出兵東北而背着中國與蘇聯達成協議,用支持外蒙古獨立來交換蘇聯出兵。當時蔣介石也希望這個妥協能換取蘇聯承諾不再支持中共,所以也勉強同意外蒙古獨立。

外蒙獨立雖說與中共無關(因為它那時尚未掌握政權),但中共卻是可恥地配合着蘇聯肢解中國。當大多數國人都反對蔣介石允許外蒙獨立的決定時,蘇聯就唆使中共發動輿論攻勢以配合蘇聯的行動,這個過程可從當年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幾封電報看出(見《斯大林與毛澤東關於外蒙古問題的電報資料(1945 年)》),這幾封電報可以說明,中共是完全無條件配合蘇聯肢解中國的。篇幅關係,筆者無法在此詳細引述,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原文[13]。

五,1946 年配合蘇聯策動新疆獨立

蘇聯成功策動外蒙古獨立後,擬在新疆照辦煮碗。1944 至1945 年間,蘇聯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區策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分離主義運動,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共稱之為「三區革命」),目的是為了推翻新疆省政權,代之以由蘇聯控制的傀儡政府,使之「外蒙古化」。在蘇聯唆使下,中共積極支持「三區革命」,派鄧力群入疆負責現場指導並保持與延安的電台聯繫。在中共支持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存在了整整5 年,它所建立的國統、國旗也被現在「東突厥伊斯蘭運動」分子所沿用。

一己之私背信棄義在港重演

從上面簡單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獨立運動」,都是中共種下的惡果。其中有兩點同今天香港的狀况很相似:一,當年中共為一己之私(奪取政權),不惜到處播下分離主義種子,危害中華民族的利益。今天也是有人為一己之私,不惜策動香港「獨立」。中共統戰部資助「港獨」團體的情况,同當年中共「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獨立」何其相似!所以我說:諸獨根源皆中共。

二,當中共成功奪取政權後,不但馬上違背了對少數民族的承諾,而且殘酷打擊要求履行承諾的活動。這種背信棄義令少數民族十分失望,從而誘發當代的獨立運動。今天,香港「獨立」運動之所以興起,不也是由於中共背信棄義嗎?30 年前的香港年輕人敢衝破當時社會很尷尬的悶局(雖不想回歸,卻難以啟齒),大膽喊出「民主回歸」的口號;而30 年後的年輕人卻喊出「獨立建國」的口號。何解?道理很簡單:回歸20年來,中共對港政策違背了它在《基本法》裏對香港人作出的承諾。既然民主回歸失敗,獨立建國就成為另一個選項。

這兩點相似之處,就很值得李飛先生好好去反省。

參考資料:

[1]她是超級「梁粉」,其fb 顯示她過去4 年都有到禮賓府參加梁振英的宴會,並陳列兩人4 年來的合照。

[2] 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檢討》( 立法會CB(2)1064/10-11(03)號文件)

[3]《成報》9 月3 日頭版文章:〈中聯辦梁振英禍港炮製激進政團鞏固利益捧青年新政扮港獨〉。「香港社區網絡」當天下午發表聲明,指劉迺強2014 年10月辭任所有會務,該會與青年新政沒有任何連繫。

[4] 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下冊.第202 頁

[5]見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著:〈中共初期經濟來源〉,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 年6 月總第125 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5-201103003.pdf)

[6]見楊奎松〈關於解放戰爭中的蘇聯軍事援助問題〉,載《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1 期。另外「騰訊歷史」〈解放戰爭蘇聯交給中共多少武器〉(http://view.news.qq.com/zt2012/wqyz/index.htm)

[7] 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

[8] 見王玉祥:〈試論「中東路事件」與「九• 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97 年10 期

[9] 見蕭欣義:〈國共長期倡導台灣獨立的史實〉第四章〈中共曾經長期倡導台獨〉, 原載《台獨》月刊第111 期/5.28.1981

[10] 見Edgar Snow:Red StarOver China (New York:Random House, 1948),第88至89 頁

[11]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紅軍長征途中曾經建立的兩個「共和國」〉,2007 年5 月8 日

[12]見〈《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的發表〉,載「內蒙古新聞網」,2015 年7 月27 日

[13]上述電報均摘見:〈斯大林與毛澤東關於外蒙古問題的電報資料(1945 年)〉——摘自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斯大林年譜》及1979 年版《斯大林文集》

程翔
明報 P06,P07 201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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